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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未来要实现公共资源随人走

    《 文摘报 》( 2020年10月29日   01 版)

        8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就是其中之一。

        陆铭提出,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能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

        下文是近日他在接受专访时的回答要点。

        我们的城乡和区域发展,由于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阻碍了人口、土地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如今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存在行政力量干预的扭曲现象。

        具体表现在:

        与一些发达国家历史上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率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要低十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长期以来因为采取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导致大城市不够大,都市圈发展还远远不够,大城市往都市圈走的路还很长。

        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户籍制度,而在中国,长期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到今天,我们的城市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非本地户籍人口。他们在公共服务中还不能受到均等化对待。这个问题在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更严重。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我国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经济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

        具体来讲,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不足,而在人口流出的地方却大量配置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建造工业园、新城。人口流出地搞了大量的建设,人口流入地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却跟不上。结果就导致人口和土地空间资源的错配,引起一系列问题。

        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能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关键在于生产要素能够更加市场化、有效的配置。

        具体来讲,首先,要让人口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

        当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的时候,劳动力更加优化的配置就会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对冲人口数量负增长和劳动力数量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解决土地问题。如果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权可以跟着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就可以有更多建设用地用在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跟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实际需求相匹配,能够提高投资效率,增加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对于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能够进一步释放这些地区对于城市群甚至全国经济的龙头带动作用。

        未来要实现公共资源“随着人走”,哪里人多了,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应该相应地增加。现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欠发达地区的户籍人口,那么未来,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更加跟常住人口挂钩。

        (《瞭望东方周刊》10.29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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