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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9月05日 星期六

    前外交官回忆赴哈瓦那履职往事

    《 文摘报 》( 2020年09月05日   05 版)

        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左三)向古巴总统递交国书前在总统府会客室就座。右一站立者为作者。

        今年9月,中国与古巴将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笔者在中古建交之初,就被派往我国驻古巴大使馆,随同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赴哈瓦那履新,见证了我国与拉美关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时刻。

        60多年前,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于1959年1月1日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反动独裁统治,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    

        1960年9月28日,中古双方同时发表经两国政府批准的建交公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中古建交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十年,没有一个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古巴的工作,很快就任命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申健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    

        根据工作需要,驻古巴大使馆须配备四五名西班牙语翻译。我当时刚从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美澳司不久,也被选中。

        1960年12月中旬,申健大使夫妇、大使馆二等秘书陶大钊和夫人宋洁(机要秘书),加上作为翻译的我,一行5人启程赴古巴。当时从北京去古巴可选择的航线很少,航班续航能力也差,途中须经停多地并转机多次。    

        正当我们搭乘荷兰航空班机,盼着快些抵达目的地时,哈瓦那上空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飞机在黑云中上下盘旋,剧烈颠簸,围着哈瓦那兜了几圈,却一直难以下降。空姐前来告知,因为气象条件极为恶劣,无法降落,只好飞往最近的备降机场——美国的迈阿密。    

        从机组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无可奈何的,也符合国际航空界惯例。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犹如五雷轰顶。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还因为在朝鲜战场打了一仗,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如果申大使一行飞到美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难以估量,起码将严重干扰其去古巴履行使命。    

        申大使当即果断表示绝对不能飞美国,令陶大钊秘书和我立即与机组交涉,要求他们与哈瓦那机场地面联系,尽一切可能设法降落;如实在不行,那就要求飞回到上一站——牙买加的金斯敦。    

        机组人员回复说,飞回金斯敦汽油不够,最近的备用机场就是迈阿密。看到我们态度坚决,他们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答应再次与地面联系,作最后的降落努力。

        时光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余量不多的汽油在不断消耗。机组与地面商量后终于作出决断,完全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实行盲降。最后,飞机经盲降安全着陆哈瓦那国际机场。    

        在哈瓦那机场,除了先期抵达的大使馆临时代办黄文友参赞等中方人员外,还有一个人也在焦急等待,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格瓦拉少校。他与古巴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及古巴外交部礼宾司官员专程到机场来迎接申健大使。    

        格瓦拉少校此前率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过我国,已与申健大使在中国相识。按照外交礼仪,一位外国新任使节抵达驻在国首都时,通常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官员去机场迎接。格瓦拉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大使,显然是破格之举,显示了他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格瓦拉一身戎装,冒雨伫立在舷梯旁。申大使走下舷梯,与格瓦拉紧紧拥抱在一起。申健说,刚才我们差点飞到迈阿密去。格瓦拉回答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往美国。”从格瓦拉的语气看,他进行了干预,才使荷航班机终于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驻古巴大使馆办公室工作期间,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每天在大使馆正门前升降国旗。由于那里是当时我国在西半球建立的唯一大使馆,那面国旗也成为当年在西半球高高迎风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解放日报》8.30 沈允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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