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工作

    ■[英]人生学校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否热爱工作”这种问题听起来既可笑又奇葩。我们耕作土地、放牧牲畜、下井采矿、倾倒马桶。我们承受着苦难。农奴或小农只能期待些许令人满足的时光，可就连这一星半点的时光也仅仅存在于劳作之余：来年收获的时节，或是长子的大喜之日。与之相对应的假设是：等我们赚够了钱，就不用工作了！

    在欧洲，古罗马知识阶层的工作理念曾独领风骚数百年。他们认为，一切有偿工作就其本质而论都是可耻的。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人用“negotium”一词表示“公务”，其字面意思是“无趣的活动”。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休闲被视为幸福生活的唯一基础。

    然而，中世纪末时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一些人开始为了钱和成就而工作。最早追求这种非凡目标并取得成功的人之一的是威尼斯画家提香。一方面，提香在工作中获得了创作的乐趣，与此同时，他也给这种乐趣添上了一丝异样的色彩——他对优厚的报酬极感兴趣。为了提高产出，他创设了一种工厂体系，请了一些助手，让他们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比如，他专门从维罗纳请了5个年轻人画窗帘。工作应该也必须是你所爱，而且应该是体面收入之源——提香是这一意义深远的新思想的首倡者之一。后来，这一革命性思想逐渐风靡全世界。现在，它已经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雄心壮志，左右着我们的希望与悲伤。

    有趣的是，我们极力追求精神和物质统一的远大目标并不局限在理想的工作上，爱情也与此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有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一个人理应爱他/她的另一半（而不仅仅是容忍）。这种想法简直匪夷所思。婚姻就其本质而论，无非出于实用的目的：把相邻的地块联结在一起，找一个擅长挤牛奶的人或者可以为你生一窝健康孩子的人结婚。浪漫的爱情或许只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它可能是15岁那年仲夏留下的美好记忆，也可能是第7个孩子出生后，和一个并非自己另一半的意中人共同追求的美好情愫。在1750年左右，人们的爱情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开始对另一个远大的理想——因爱而婚——萌生出兴趣。一种新的希望开始让人们魂牵梦萦，即：哪怕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个人仍可和另一半相互仰慕、相互欣赏、彼此找到共鸣。于是，爱情与婚姻水火不相容的观念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也更为复杂的理想婚姻：因情生爱，因爱而婚。

    现代世界是建立在对事物分久必合充满期待和愿景之上的：金钱与创造性成就可以并存，爱情与婚姻有望共生。这是宽宏的理念，奉行的是民主精神，其对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寄予厚望，对过往的苦楚予以断然摒弃。但在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其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它们还会滋生躁狂情绪和被害妄想症，徒增强烈的颓丧感。我们喜欢用远大的新标准来评判自己的生活，又往往因为达不到这些新标准而大为沮丧。

    尽管我们为自己设定了如此宏伟的目标，我们却总是暗示自己实现这些目标本质上并不难，因此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猜想这无非就是跟着感觉走而已。跟着感觉走，我们就会找到对的人，收获一份由激情和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所共同夯实的爱情。跟着感觉走，我们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既能实现赚钱养家这一平实的目标，又能满足内心的成就感。

    我们倾注于直觉的一个特征，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投入一段感情或找一份工作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学习。打个比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如果想要在数学或外语学习上成为佼佼者，将需要成百上千个小时全面且有针对性的辅导，光靠天资和运气不太可能取得好成绩。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学校真的把一系列关于“如何收获一份成功的爱情”或“如何找到一份与才华和兴趣相匹配的工作”的课程纳入多年的课堂教学之中，我们可能又会觉得古怪。我们知道这些决定至关重要且意义重大，但奇怪的是，拜思想史所赐，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既无法教授，也无从学习。它们确实重要，但我们似乎相信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们的脑子里会灵光一现，浮现出正确答案。

    （《人生学校：理想的工作》未读·生活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出版 王绍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