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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文明的制度性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众多朝代更迭，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形成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特的气质。
中国人何时开始叩文明的大门
中华文明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中国人的文明的自觉，从原始到清晰，至少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商周就开始了。
从现有的资料中，在夏朝之前的尧舜禹时代，已经有了禅让的制度。如果说，尧舜禹的传说能够成立，那我们的文明，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从尧舜禹时期就开始了。因此，禅让制是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制度化的开始，它是中国人由原始的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或者说代表了中国人最早把社会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一种理想。
夏启破坏了贤人政治，开启了血统传授的先河，这即是对贤人政治的反动，同时也隐含着对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秩序的探索。从夏开始，商、周时期都是沿袭了夏形成的新的以血统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是血统相授的忠实的实践者。而西周，它不仅承袭了夏、商血统相授的传统，而且更是把夏商时期不曾完善的新秩序的探索开始把它进行了完全制度化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这套制度是以礼仪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从西周开始，文献记载中就有了文王制礼作乐的说法。现在看，古人所谓的“制礼”“作乐”就是礼乐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建设。
最具周人特征的制度安排就是“封建”，通过以血统为依据的“封”和“建”，周人实现了在封畿之内的网格化管理。比如，诸侯、大夫、士，不同的层级，其拥有的土地、居住的城堡或者房屋的规制、出行的仪仗或车马（包括马匹缨络的装饰）以及死后墓制的规格等等，都有清晰明了的规定，超标或者不守规矩就是僭越，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状态。而周人的智慧，不仅在于把层级和血统等级化，更在于把它在现实生活中明确为便于更加实用和生活化的礼仪、名分来加以体现。而这些礼仪和名分，当然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理想，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加以体现的，井田制就是礼仪、名分的最好体现。比如，王室的土地居于井田中最中心的位置，周边是围绕中心各按等次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土地；耕作时则先由中心（公田）开始，然后及于周边（私田）《诗经》当中的“雨及公田，遂及我私”的句子，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生动描绘。
以井田制为物质基础，以等级制为礼仪制度，周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周人是真正意义上引领中国人叩开文明大门的积极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周人对中华文明建设至少有两大贡献，其一，共享天下的分封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资源配置的阻力；其二，是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结构——等级制的创造者，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等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治理成本，最有效的实现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秦汉以来的制度文明建设
公元前403年，也就是东周威烈王执政时期。这一年，周威烈王鬼使神差地承认晋国魏斯、赵籍、韩虔三家大夫为诸侯，也即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舆论关注，我们不太清楚，但引起了一千多年后的一位史家的强烈抨击。这个人叫司马光。他认为周烈王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要害是乱了名分，坏了等级，是无原则地纵容。
在司马光看来，周王承认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是周王在自坏规矩自破篱笆，给其后的弱肉强食开了方便之门，承认三家分晋，事实上是破坏了西周“礼乐征伐从天子出”的维护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周的先祖们精心设计的社会管理体系因为后人的不当处理，遭到破坏。司马光的担心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三家分晋之后到秦统一中国的近二百年的诸侯纷争的历史，证明了破除原有的秩序的确容易，但新的秩序的建立则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中国文明建设探索的进程也将随着时势的变化形成新的格局。
秦灭六国，从形式上为社会统一和谐发展提供了可能，秦人也从制度上做了设计，但秦王朝短命，设计方案的实施只开了个头。汉承秦制，在秦人的制度基础上修修补补，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制度安排，因此汉祚实现前后近500年的长治久安。秦汉以后，中国人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基本上分成两条脉络运行，一是继续完善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另一条线则是在选人用人上的制度性设计。在后者的设计上，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制度性设计，一是曹魏时期在秦汉大一统的基础上设计的九品中正制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另一个则是秦汉大一统魏晋九品中人法制度基础上的隋朝开始的科举取士。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和选人用人的制度性设计的完整的框架，都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后的历朝历代则只是修修补补，而在这众多的修补者当中，宋朝的成绩最为突出。因此，自北宋开始的制度改革也被史家认为是制度僵化的开始，而这种僵化，至明代则达到顶峰。而自秦汉以来开始的制度和人才建设的这种两条线的设计，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运行，而对此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则是周人发明的等级制。
秦汉以后的集权与分封、九品制与三省六部制的探讨，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完善血统与贤人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君权与相权如何划分更有利社会在正常运转中相辅相成。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统治思想的主导思想，而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是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表达出来的都是严格的等级。等级制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它的确立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作用。
由等级制衍生出官本位思想，等级制和官本位犹如孪生兄弟，二者相辅相成，等级制是官本位的沃土，而官本位则是能够维持等级制长久不变的坚强保障。在维护等级制、官本位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魏晋时期建立的九品中正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建设性的作用。九品中正制的官职序列的出现，使得周代以来的等级制有了更加明晰的等级划分，而且其确立的官员的九品划分虽经隋唐元明清官职的多次变革与完善，其中的变化是很大的，但官员的九品（官员的称谓因时而异）官秩却相沿不改。这种制度性的建设，是文明延续的保证，也只有制度性的保证，文明才得以延续、传承。
为什么会出现以等级来占有社会资源
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不论是春秋坏井田，还是战国纷争，以及秦大一统之后的多次改朝换代，在竞争中胜出者，都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原有的分配方式，以等级来占有社会资源。而草原民族，凡入主中原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为农耕文明所同化。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这与等级制为主政者上下都能接受关系极大。从现实生活来考察，不论是农耕方式还是游牧方式，其组织结构中都存在着金字塔式的等级的差别，而农耕方式下的等级和游牧方式下等级的差别只有细和粗、严格与松散的区别，并不存在有和无的差别，因此，当两者在作为统治阶级或处于统治地位时，更喜欢或者说更欣赏细致或更为严格的等级差別，以犒赏自己在爬上金字塔顶时的付出。而作为改朝换代的胜利者，一旦成为人主，也一定希望有人主的形象，等级制所带给他们的就是最好的礼物。
汉朝立国之初，先是萧何在将相大臣坐不起马拉车只能坐牛车的情况下，为刘邦筹建与人主身份相配的豪华宫殿，其后刘邦在叔孙通等人的撺掇下，由其主导制定符合帝王制度的礼仪，当刘邦第一次按照儒家所倡导的宫廷礼仪接受过去的玩伴现在的下属们各按其分的朝贺时，才真正感受到了帝王的荣耀和威仪，也才真正有了做人主的快感。这是等级制被统治者创造并所以能够延袭的最直接的例证，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
因此，在我们熟知的那些历史故事里，新朝与旧政的区别，也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废除其已经为大众所厌恶的苛政，再加上一些胜利者在艰苦奋斗过程中为拥护者所希望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政逐渐步入正轨，新政与旧制的差别越来越小，新一轮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新桃换旧符的过程开启新的轮次，这个过程，被史学家称之为周期律。等级制的简便易行，与它所带有的天然弊端，如僵化，不利于层级流动等，也如影随形，故而发生周期性异动，这也是它自我调节的必然。
（兰州新闻网 7.3 陈泽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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