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始终孜孜以求地探索着医学知识,并在一次次与疾病、瘟疫的抗争中进行实践和创新。当医学史的发展变迁、医疗设备与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医护人员无悔付出的大爱精神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多的是启发与思考。而这也正是医学博物馆独特的价值所在。
南丁格尔精神永存
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圣托马斯医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并撰写了多部护理学专著,被誉为近代护理专业的鼻祖。为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事业所作的贡献,国际护士理事会在1912年将她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如今,人们在圣托马斯医院内,还是能够“看见”南丁格尔护士的身影。
医院的门诊大厅有一座南丁格尔的全身雕像,走几步,还能来到专门为纪念南丁格尔建立的博物馆。这座“藏”在医院中的博物馆并不大,但藏品很丰富。博物馆里陈列了南丁格尔设计的记录本、手绘的统计图表,还有她用过的马车模型、写给内阁大臣的亲笔信等,每一件都能使人们感受到当年的南丁格尔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工作的忘我精神。
今年是南丁格尔200周年诞辰,博物馆开设了特别展览,展出包括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使用过的提灯、药箱、办公桌等原始文物。博物馆馆长戴维·格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展览旨在展示南丁格尔的“完整故事”,呈现她作为护士、医疗保健改革者、统计学家和社会倡导者的多重贡献。
南丁格尔在1890年时曾在讲话中说道:“当我不再是一段记忆,而仅仅是一个名字时,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令我一生的事业永存。”这段录音被大英博物馆保留至今。
“重口味”的寄生虫研究史
在日本东京的目黑区,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医学博物馆。去过的参观者大都给了五星好评,但也有不少人在网上看到了馆内照片后大呼“可怕”。它就是全球唯一的寄生虫博物馆——目黑寄生虫馆。
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彩色的人体消化道模型,馆方用图示和标本展示了人体不同部位的寄生虫。比如说,肺吸虫和肝吸虫分别对应肝和肺,皮肤表面的寄生虫有虱子和跳蚤,鞭虫、蛲虫寄生在大肠,血吸虫在肝门静脉,蛔虫、绦虫类主要在小肠。即使是完全不了解寄生虫的“门外汉”,也能清楚地了解寄生虫感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在二楼。这个名为“日本海裂头绦虫”的标本全长8.8米,看上去十分震撼。为了让参观者更直观地感受到其长度,博物馆特意在旁边放置了一根绳子作为对比。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条寄生虫竟然是从人体中排出来的……这足以引起人们对于健康饮食的重视。
展览中还有血吸虫、肝吸虫、肺吸虫、蛔虫等标本。其中的血吸虫是闻名世界的一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最早发现于日本的山梨县,很多当地民众被感染。中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也深受血吸虫侵害。日本与血吸虫有着长达数百年的斗争,直至1996年,日本宣布彻底消灭了血吸虫。
除了标本展示,人们还可以在互动电子屏上查看日本和世界范围不同寄生虫病的病原体形态、过去和现在,感受寄生虫防治工作的进步和成效。在二楼的档案室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从江户时代到平成时代日本学者对寄生虫的研究历史。早期科学家们用的显微镜、玻片、研究记录、手绘图、文献和专著等,都被陈列在那里。
警醒后人的一段下水管道
1894年5月,中国香港暴发淋巴腺鼠疫,疫病持续到1923年。整整30年里,香港共记录了21867份鼠疫病例,其中亡者达20489人,死亡率高达93.7%。
那时,这个疫病并没有治疗方法。人们费尽周折才发现了疫病发病区——港岛太平山区。那时,太平山区住房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唯有将旧楼房全部拆除,根据新的法定标准建造新房后,太平山区的卫生状况才彻底改善。为防止疫病的蔓延,当时的香港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包括发现病人必须通知当局并将之隔离、逐家逐户查寻病人、查找尸体,对受染房屋、病人衣物、被褥进行消毒等。
这场香港医学史上的重大“战疫”的全过程,都以展览的形式被香港医学博物馆记录了下来,而博物馆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鼠疫的重灾区。
2003年SARS病毒带给香港的惨痛记忆,也在博物馆内得以呈现。当年,九龙湾住宅淘大花园出现了300多名居民集体被感染的惨剧。疫情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对“淘大花园事件”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发现,房屋设计结构的问题导致了病毒通过排泄物和下水系统传播。为了警醒后人,当年淘大花园的下水管道的一段被拆了下来,收进香港医学博物馆SARS病毒主题展览室中。
(《解放日报》5.5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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