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泽民过了一个揪心疲惫的劳动节。
他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的医生。因为错过一趟高铁，5月1日，他负责转运的一个捐献的肺器官，差一点被浪费。
争分夺秒
4月30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有一位脑死亡患者捐献器官，按照国家网络器官分配系统的分配，该捐献供肺分配给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位呼吸衰竭的患者。
考虑到北京疫情管控的复杂性，郑大一附院肺移植团队委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陈静瑜的肺移植团队获取供肺，由清华长庚医院救护车运送到北京西站，在北京西站与郑大一附院胸外科方泽民医生进行器官交接。
“我早上5点半就起来，订了从郑州到北京西站的最早一班高铁。”方泽民对记者解释，器官转运需要争分夺秒，一个肺器官从摘除移植，中间转运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8个小时，时间太长会给器官移植的受体带来术后的并发症等一系列问题。
在方泽民看来，器官交接定在北京西站，一是为节省时间，也是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减少人员接触。虽然人员与地点都可以保证，但是有一个问题没办法确定，那就是因为供体获取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方泽民根据预估的时间提前购买了当天12时13分由北京西返回郑州东的高铁票。“当时不确定，只能大概预估，有可能可以赶上，但是又怕错过这趟高铁。”方泽民表示，刚开始他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他负责器官转运工作两年多了，以前的转运中飞机、高铁也可能有时间赶不上的时候，但是一般和高铁站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出具相关证明之后都实现了捐献器官顺利转运。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2016年4月下发的《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为提高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效率，规范人体捐献器官转运工作，畅通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流程，减少器官浪费，经研究，决定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该通知在第二条中明确了优先承运的情形，其中规定通过铁路运输时，如出现误点情况，铁路部门可优先安排临近车次，必要时可登车后补票。
错过高铁
已经在我国实施了四年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这次却遇到了波折。
方泽民表示，在上午10时30分到达北京西站后他立刻前往北京西站值班室跟值班站长说明情况，需要进行器官转运，希望北京西站能够按照《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予以协助，并且将相关文件包括国家器官分配书、介绍信、身份证、车次信息均让值班站长看了，并且进行了拍照留存。
但是值班站长以疫情期间相关规定，不允许他先上车后补票。“他就说了一个疫情防控需要，没有给其他理由。”方泽民回忆说。
5月1日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针对方泽民在转运器官时北京西站值班站长不允许先上车后补票一事回应记者时表示：“疫情防控有正式的文件。防疫期间不允许先上车后补票，防疫必须知道每个人的行程，在网上买的票我要知道你从哪坐车，如果擅自给开了口，上车了查不着这个人的行程。”
而这次转运的肺器官取出时间在11时半左右，清华长庚医院救护车将肺器官运到北京西站最终交到方泽民手中已经是12时30分左右了。“就晚了10几分钟。”最终方泽民还是没有赶上已经预定的12时13分的高铁。
方泽民与值班站长沟通无果后，只能一边进行抢票一边拨打12306寻求帮助，但是12306并无绿色通道的紧急电话，无法提供协助，眼看面临供肺无法转运浪费的风险。
重燃希望
方泽民立刻联系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他是我国著名肺移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我国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建设的主要推动者。
通过陈静瑜的全程指导及微博求助，方泽民在北京西站站内找到爱心人士肖女士，肖女士自愿携带相关手续进行器官转运，让本次器官转运重燃希望。
“陈静瑜在微博上公布了我的电话，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号码打到我手机上，我也没来得及去统计，好几个说是让我去刷票，他们退票了。”方泽民表示，12时52分，他刷到了仅剩的一张13时30分返回郑州的高铁票。
16时，方泽民携带捐献的肺器官到达郑州，肺器官16时30分左右抵达医院，这台肺移植手术最终在当天19时顺利结束，爱心得以在这名器官移植患者身上延续。
5月2日，陈静瑜将事件最新进展告诉记者。他介绍，5月1日当晚北京西站方面与其取得联系，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商量了如何在疫情期间转运供体。同时北京西站表示会进一步学习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相关文件，进一步完善工作支持绿色通道。北京西站向陈静瑜反馈，会借此契机公布救护车重病旅客转运、捐献器官转运、残疾旅客乘降、重点任务军人和应急救援人员转运细化方案，公布联系方式和绿色通道开辟方式，进一步规范服务项目内容。
“衷心希望未来高铁和民航等部门共同推动完善我国的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建设，也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陈静瑜表示。
（澎湃新闻5.2 胡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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