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乾隆在位60年,巡幸活动超过150次,其中祭拜东陵、西陵、盛京祖陵66次,巡幸热河及举行木兰秋狝52次,东巡祭孔8次,南巡江浙6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中州1次,其出巡时间占统治时期近四分之一,达15年之久。如此频繁的外出,在清朝皇帝中首屈一指。由此,朝鲜使臣称乾隆朝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似乎并不过分。
在《马背上的王朝》一书中,作者张勉治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宗室王公、蒙古贵族和满洲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安全保卫等工作,汉人官员一般不参与其事。
其次,南巡基本按木兰秋狝的形式加以安排,其随扈人员的营帐及带有军事动员性质的活动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的规制无异。作者认为,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想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表明,南巡只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帝国进行踏勘、考察、规划和驻防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也是清朝“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一种再现。
其三,南巡路线均是精心设计的,一路上,乾隆骑马射箭,校阅驻防八旗,都是为了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通过这种威胁性的方法,乾隆似乎要让江南臣民注意到清军的强势武力并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处于战时状态。
对于张勉治的观点,杨念群、范金民等学者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从形式上看,乾隆的巡幸基本按北巡围猎的模式组织,此举并非南巡所独有。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出于方便和成本的考虑,而未必是为了强调军事性或刻意排斥汉人。反过来说,如果用汉人办理出巡事宜,非但耗时更长,而且会有诸多不便并带来更高的成本。以此而论,说南巡是以满人“马上治天下”的观念对抗汉人的传统文化,未免有些过度联想。事实上,康熙也曾六次南巡江南,为何未被后世如此诟病呢?
或因书名的缘故,张勉治在书中反复强调乾隆对骑马的重视,他不但规定八旗将领只能骑马不得乘轿,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每次热河围猎或南巡路过省治、府治,乾隆都要弃舟登岸,骑马入城。在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在乾隆笔下,即为明证。此外,乾隆还在官员们面前一再表演射箭,他的举动无疑是想把自己塑造成“马上皇帝”,并以此激励旗人保持祖先善于骑射的优良传统。此外,乾隆入城时骑马恐怕也是想让百姓看到皇帝与南巡队伍的精气神;而且,骑在马上也比坐在龙辇里更容易接近百姓,并对民生有一个直接而具体的体察。
张勉治认为乾隆南巡是为了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大体正确,但说南巡为了炫耀武力,甚至宣示当时仍处于“战时状态”,则不免有些言之过当了。
(《中华读书报》 2.19 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