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中的蝙蝠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蝙蝠这种低调的动物在最近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蝙蝠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最近人们关于蝙蝠的讨论和分歧便反映了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

    西方文化中的蝙蝠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既非“飞禽”，亦非“走兽”。三国时期的曹植曾经写过一篇《蝙蝠赋》，称蝙蝠“尽似鼠形”“谓鸟不似”，说的是蝙蝠长得像老鼠，又有些近似于鸟。中国的不少古书，便误将蝙蝠归入禽类。直到18世纪，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在其著作《自然之和谐》中仍对蝙蝠属于鸟类抑或兽类拿捏不定。

    《伊索寓言》记录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鸟类与兽类相争，蝙蝠置身事外。

    鸟类来邀请蝙蝠：“来加入我们的阵营吧！”蝙蝠回答道：“我是兽类。”

    兽类也来邀请蝙蝠，蝙蝠则回答：“我是鸟类。”

    后来鸟类与兽类握手言和。蝙蝠去参与鸟类的庆祝仪式，被鸟类拒绝了。蝙蝠又想加入兽类，同样吃了闭门羹。（《鸟、兽和蝙蝠》）

    这则寓言讽刺的是“墙头草”。《伊索寓言》中还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的故事：

    一只蝙蝠跌落在地上，被黄鼠狼逮住，蝙蝠请求饶命。

    黄鼠狼说自己平生最恨鸟类，绝不会放过蝙蝠。蝙蝠辩称自己是老鼠，不是鸟，于是被放了。

    后来这只蝙蝠再度跌落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逮住，蝙蝠请求饶命。

    这只黄鼠狼说自己平生最恨老鼠。于是蝙蝠说自己是鸟，而非老鼠，于是再度逃过一劫。

    这则故事同样是就着蝙蝠似鼠又似鸟的形象发挥的，故事中的蝙蝠可谓圆滑。唐人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引《佛藏经》：“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可与《伊索寓言》的这个故事参看。

    在《伊索寓言》中，蝙蝠的形象大多并不光彩。这是古希腊的情形。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源头——希伯来，同样对蝙蝠没有好感。在摩西五经之一的《利未记》中，蝙蝠被归入“可憎，不可吃”的范围。

    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形象相当负面，甚至是邪恶、魔鬼的象征，这与其狰狞的面目、夜间活动的习性以及阴暗潮湿的生活环境有关。西方神话中的恶龙与恶魔撒旦，长着类似于蝙蝠的翅膀，恶龙、撒旦和蝙蝠在形象上是同构的。此外，蝙蝠还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邪恶的意象。

    在吸血鬼的传说中，蝙蝠还是吸血鬼的化身。大家现在所熟悉的长着尖牙、身着黑袍的吸血鬼形象，是18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结合美洲吸血蝙蝠的形象产生的。大多数蝙蝠以植物的果实、昆虫等为食，只有中、南美洲的三种蝙蝠（分别是吸血蝠、毛腿吸血蝠和白翼吸血蝠）吸食动物的血液。因此，吸血鬼与蝙蝠发生联系，实际上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

    英文中的许多习语，如as blind as a bat（像蝙蝠那样瞎）、crazy as a bat（疯狂得像蝙蝠）、be bats（发疯）、a bit batty（有点反常）、have bats in the belfry（异想天开），都不是什么好话。在俚语中，bat（蝙蝠）一词又喻指“妓女”和“丑妇”。

    总体来说，蝙蝠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符号。美国DC漫画中的蝙蝠侠则是正面的超级英雄，他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

    中国文化中的蝙蝠

    鲁迅曾在《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的蝙蝠虽然偶尔有差评（如曹植《蝙蝠赋》），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吉祥物的面目出现的。

    清人孟超然所撰《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卷下云：“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鲁迅《谈蝙蝠》也说：“（蝙蝠在中国有好的名誉）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由于“蝠”与“福”谐音，因而蝙蝠成了中国“福”文化的化身。

    一般来说，体型越小的动物，代谢率越高，心跳越快，寿命越短。但由于蝙蝠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和DNA修复能力，不易感染病毒，也不易得癌症，故在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较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同等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因此，蝙蝠还成为长寿的象征。

    蝙蝠作为一种意象，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意义：蝙蝠倒悬而睡，指“福倒（到）”；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五只蝙蝠，指“五福”；与鹿一道出现，指“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出现，指“福寿”；此外，红色的蝙蝠还常与捉鬼的钟馗一道出现。

    尤其是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频繁出现。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宅邸的恭王府，更是装饰了9999个蝙蝠图案，被誉为“万蝠（福）之地”。

    古人认为蝙蝠能带来福气，期待蝙蝠能够光临自己的屋宇，与现在有些人唯恐避之不及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蝙蝠形象与外来文化也不无交集。明代的冯梦龙所编《笑府·蝙蝠骑墙》记载了一个故事：

    凤凰寿，百鸟朝贺，惟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踞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

    一日，麒麟生诞，蝙蝠又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驾与？”

    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个无奈何也！”

    说的是百鸟之王凤凰和百兽之王麒麟庆生，蝙蝠分别以自己非兽、非禽为由不去道贺，遂被凤凰和麒麟鄙视。不难看出，这个讽刺蝙蝠“骑墙”的故事与《伊索寓言》中的《鸟、兽和蝙蝠》《蝙蝠和黄鼠狼》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在冯梦龙的时代，《伊索寓言》已经通过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译介为汉文，故有人认为《笑府·蝙蝠骑墙》受到《伊索寓言》的启发。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景颇族的传说，景颇族因而管墙头草叫“蝙蝠人”。这些故事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交流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鲁迅《谈蝙蝠》一文谈的虽然是蝙蝠，实际上是在批判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第三种人”，这一层寓意正是由《伊索寓言》的故事引申而来。中国一些当代影视剧（如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出现的蝙蝠妖形象，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最近不少国人将蝙蝠妖魔化，也与在潜意识中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蝙蝠形象有关。

    近来网络上疯传所谓的武汉名菜“福寿汤”——整只蝙蝠炖的蝙蝠汤。其实这些图片似都来自帕劳这个太平洋岛国，图中的蝙蝠是帕劳当地的一种狐蝠。帕劳蝙蝠汤是世界有名的黑暗料理，被用来吸引外国游客。这些图片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不少国人因此认为是武汉人吃蝙蝠引发了新型肺炎，不少外国人也借此抹黑中国形象，影响极为恶劣。

    但中国的某些地区的确存在吃蝙蝠的现象。不少古书都记载，蝙蝠及其粪便有养生和药用价值。但吃蝙蝠的现象主要见于非洲（如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诸岛（如关岛、帕劳、新几内亚等）等地区。不难看出，存在吃蝙蝠现象的地区主要在热带，当地的蝙蝠往往是个头较大的狐蝠。它们的头部更接近犬科动物，颜值相对较高。许多狐蝠以水果为食，又称“果蝠”。体型较大的狐蝠，翼展可达两米，体型大也意味着它们更容易成为人类的食材。由于人们捕食狐蝠，许多地方的狐蝠几近消亡，如帕劳狐蝠、台湾狐蝠、马来大狐蝠等都成了濒危动物，关岛狐蝠更是已经在1968年灭绝。

    不同地区的人，对于食用蝙蝠有不同的理解。如非洲有些人认为吃蝙蝠能获得蝙蝠的力量，泰国有些人认为吃蝙蝠能提高男性的性能力，太平洋诸岛的有些人认为蝙蝠吸取草木之精华，因而吃了对人体有益，甚至将吃蝙蝠当作成人礼的标志。当然，很多时候，吃蝙蝠不过是当地相沿已久的饮食习惯而已。

    没必要妖魔化蝙蝠

    出于其特殊的生理条件，蝙蝠能够携带众多病毒，但自身却百毒不侵。有的病毒是人类直接接触蝙蝠感染的，如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有的病毒则通过中间宿主传播，如马是亨德拉病毒的中间宿主，家猪是尼帕病毒的中间宿主，单峰骆驼是ME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尚有争议。

    通常情况下，蝙蝠其实是一种极为低调的动物。蝙蝠主要以昆虫（尤其是害虫）和植物果实为食，许多植物的授粉、播种、施肥也有赖于蝙蝠。作为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作为哺乳动物中种类仅次于啮齿类的大家族，蝙蝠在农业生产和森林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致命病毒之所以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与人类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甚至直接捕食野生动物脱不了干系。科学家在云南某个洞穴发现了SARS病毒最早的源头——它存在于该洞穴的蝙蝠身上。如果不是有人对果子狸心存口腹之欲，很难想象云南深山中的这一致命病毒能与人类发生什么联系。我们没有必要妖魔化蝙蝠，真正需要反思的还是人类自身。

    （《中华读书报》2.5 陈民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