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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9月，美国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就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将有流行病在全球大暴发。加勒特还是《逼近的瘟疫》《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等专著的作者。
2月4日，加勒特为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立与医院相分离的检测站、尽快澄清某些关键数据消除矛盾说法等。她还指出，隔离等以人为本的行为是必要的，但歧视华人等行为无助于缓解疫情。以下为访谈摘录。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执委会上所言，传染病控制是一种时而充足时而匮乏的事——当疾病暴发和政府担忧时，各国会投入大量资源；当传染病结束后，资源又变得相当匮乏。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控和控制，充实医学准备和供应，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在《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一书中说，公共卫生是一种“负功”：获得巨大成功之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脱离管控的疫情、没有食物中毒发生、水可以安全饮用、疫苗保护了儿童、空气污染不大。令人痛心的是，因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政府错误地认为钱都被“浪费了”，没有必要支出。
证明需要做“负功”是很困难的。如果将公共卫生面临的困境与警力和消防作对比，区别是明显的。有些政府官员会在犯罪率下降时增加警力开支，没有官员愿意被人指责在致命火灾发生前砍掉消防预算，但公共健康就有点暧昧了——官员将今天对传染病规划的支出与明天未能阻止一场传染病暴发脱钩了。
对于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最紧迫的是澄清某些关键数据，从而制定适当的政策，包括：潜伏期有多久，高烧症状前是否具有传染性，粪口传播的情况有多严重，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轻症患者有多少，如何诊断，是否具有传染危险性，为什么死亡人数中大约75%是男性。
通过科学证据而不是假设或直觉回答这些问题，对搞清什么是有效或无效的应对方法是关键的。例如，如果和SARS一样，人们只有在发烧时才传播病毒，全中国目前在进行的体温测试就会成功。如果如卫健委上周所言，潜伏期平均10天，没有明显症状也能传播病毒，那么以体温为基础的防控措施就没有用。如果根据一项新研究所示，潜伏期平均只有5天，就没有必要隔离两周。现在说法很多，但我们需要更多硬数据。
我提几点看法：首先，大幅加速生产基于RT-PCR的核酸检测工具，建立与医院相分离的检测站；将担心自身健康的测试者和疑似者隔离开，设置两个出入口，一个供发热者或陪同发热者前来的人使用，另一个供不发热的测试者使用。推行快速取样和测试，测试者可以在控制区域等待结果，这一区域要安排得尽量舒适，以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其次，因为疫情和航班数量减少，大学可以采取网络课堂的形式。既然许多学生在家学习，正好开设一些公共健康和医学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数量。
（参考消息网 2.6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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