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接到凤凰卫视老同事马鼎盛打来的电话,核对有关他母亲红线女的一段史料,于是我们拿出父亲的“大书”。说是大书真不假,动笔前我特意拿出磅秤,六公斤半,或许十三斤半;A3纸大小,半尺厚。枣红色皮封面,烫金两行毛笔字书名《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 浙东曹聚仁辑》,下面跟着印章,很是严谨。
《南方日报》33年前刊登了红线女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说到1972年一个夏日她去总理家,他正在看“厚厚的一本书”,见到她就说“你来看看这本书,有意思的。”红线女看了,“这是香港曹聚仁编写的一本文艺集子,个中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良片子和舞台艺术等作品,还有介绍粤剧《关汉卿》的图文”。她兴奋地对总理说:“现在看到这个,真是可贵极了。”她请求总理把书送给她作纪念。总理说:“不成。要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让人人都能看到。”
红线女回忆中的短短这段,给了我两个没想到。首先没想到这本“大书”能够达到总理手中,因为太重太大。实际传递途径很可能是父亲托交石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由当时新华社专责部门运到北京,直接送抵总理办公室。再有个没想到是“大书”获得了总理的肯定,而且是在那样稀奇的时间。因为我们家人都认为父亲在当时情形下出这种书,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神,实在是吃力不市欢,傻得可以。
现在回过去看,这本皇皇巨印是父亲半生的心血。父亲是个十足的戏迷,每次进京或到其他处所,看戏必然是工作和采访之外最首要的事情。尤其是1959年国庆,各地名家名剧会聚到北京献礼表演,让他兴奋不已,汇集和保留现代中国戏剧戏曲资料的想法,应该就是从那时浮现。
父亲对中国戏曲源流的研究,同抗日战争有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暴发,他避乱姑苏,连续追看了几个月昆曲;1938年秋天,他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转移到江西东北,又接触到弋阳腔,此后起头对南曲流变和各方戏曲演变的研究和史料汇集。他在“大书”的总序中说,“我个人并非戏曲专家,却在抗战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缘演化,作为处所剧种的研究者,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来了”,“我在鸭绿江畔安东(丹东)城中,看了那儿的越剧团的《红楼梦》表演,真的比看了在市场上出售(南方的)的香蕉和荔枝,还更打动些”。
“这就是我们要保留这些资料的主因。文学艺术原是反映社会安谧文化提高的上层现象。”自此,他香港家中书架上有关戏曲戏剧的剪报杂志资料就陆续增多加厚,分门别类,也年复一年写了几多篇报道和文章谈戏谈曲谈剧谈艺。姐姐曹雷走上戏剧路径,让父亲加倍兴奋,似乎填补了他人生中一贯想做却做不成的一大遗憾。可以说,他也是为女儿汇集留存这些资料,从香港遥遥依靠自己的希望。
(《文汇报》1.13 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