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是一种系统性存在的新的文化结构形态，是一种新的时空背景下的、现代化的、整合性的文化结构形态。从本质上讲，它继承了百年前那场开天辟地式的新文化运动的衣钵，又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创新性发展和整合性改造。
主体性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
民族国家主体性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前提。在中国历代王朝更替过程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即本朝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继承与融汇了前朝的某些文化传统，形成了某种“正统”的历史延续性，久而久之便形塑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认知、国家共同体认同与文化共同体自信。这就是一种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百年前，顾维钧的一番外交申辩，义正辞严，摄人心魄。他将山东比喻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并将山东与西方文化圣地耶路撒冷相提并论，将孔子与耶稣相提并论，作为外交修辞当然可谓绝妙至极，其之所以能打动众多的中外人士，就在于触及到了最敏感、最柔软、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自然而然地诱发了广泛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平等性。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式的文化结构系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文化体系不应是自我封闭的，而应是面向世界呈现开放性的包容型文化系统。否则，它就谈不上是一种展现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平等型文化体系，反而可能是一种唯我独尊式或者夜郎自大式的偏执型文化体系。虽然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是同样不要忘记，只有开放包容的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人民性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
人民性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根基。文化是自有其时空特性的。在当代中国，人民性是一个比较容易为最广大国民接受的概念。这里的人民性，指向的是文化的某种内部结构，亦即权利性和权力性的二元结构。它涉及到文化的制度层面一个政权的资格问题，即执政者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有过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实践，但始终没能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桎梏。然而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即中国第一次实现了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根本性跨越。尽管百年间也出现过曲折反复，但总的来看，人民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最为重大的进步和标志性成果之一。
当然，从主权在君被主权在民所取代的视角而言，也可以将文化的人民性称为文化的民主性。因为马克思当年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德语中，“民主”就是“人民当权”，亦即人民当家做主。
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人民性，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我为人民鼓与呼”，即文化工作者要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人民心声，解决民生难题。另一个是广大民众要“当家做主人”，即要有主权在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这种文化不同于中国近代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它是有民主共识的，是共治共享的，而非恩赐的，更不是特权性质的。
现代性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
现代性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关键。文化可以是前现代化的，也可以是现代化的，还可以是后现代化的。大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前现代化的，与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化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现代化文化里面的一些文明基本因子，如科技文明、工商业文明、自由平等法治等政治制度文明，而这些文明的基本因子统称现代性。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的现代化，而衡量文化现代化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备了现代性，亦即是否具备了上述文明的基本因子。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其特定的内核部分。它其实就是一套价值标准，这也是文化的核心和本质问题。文化可以表现为器物层面的，也可以是制度层面的，甚至还可以是心理层面的。但无论器物、制度还是心理层面，都是可以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的。
中华传统文化固然优秀，但终究欠缺一些现代性的文明因子。因而对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构建而言，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扬弃的问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要有一定准入门槛，而不是无底线的。
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无论如何构建，都应当是现代性的，而不应是反现代性的。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民族文化复兴，主要是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绝不是向后退。它是开放性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它是进步性的，而不是落后的；它是主体复兴的，而不是一味复古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的进步性将更多体现在其接纳现代性，亦即坦率承认现代科技与工商业文明，坦率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明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并主动融入到这一现代性的文化结构中去。
（《社会科学报》2020.1.9 姜福东）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