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没有答案的事

    上世纪90年代，过士行作为编剧的闲人三部曲——《鱼人》《鸟人》《棋人》大火，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派戏剧史上“过爷”的地位。退休之后，他忙着玩儿，客厅的茶桌、书房的书架和书桌，满满当当散落着各式的虫具，得空儿就要去十里河虫市遛遛，挑几只叫声清亮的蝈蝈回家。

    过士行出生在1952年冬天，家人依据明末的围棋大师先祖过白龄传记中，“其人雅驯有士行”一句，为他起了名字。但是，年幼的过士行就发现，自己数学不好，难以深入围棋之中。最终只走到业余三段。

    小学二年级那个寒假，过士行翻到了《林海雪原》，开始迷上小说。看了书，上课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乱想。那些戏剧中的荒诞和寓言色彩，加以京味儿的相声式的讽刺，都是小时候对周遭的观察和各种杂乱阅读之后的化学反应。

    1969年，17岁的过士行去了北大荒。那四年中，只有《复活》一本书是岁月里鲜亮的光。后来，他被安排回北京的工厂做车工，负责生产压面机和电机。1978年的一天，他在去洗澡的路上，听见工厂的大喇叭放出《北京日报》招考新闻学员班的消息，他感觉胸中有个微弱的火苗在窜起来。将要26岁的时候，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一年的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戏剧版。从那开始，他干了15年记者。

    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林兆华。1986年，过士行采访完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林兆华鼓励他，只要你写出来，我就可以导。他从最熟悉的事情开始，钓鱼、逗鸟、下棋。

    第一部话剧《鱼人》就在1989年春节诞生，花了7天时间写完。林兆华认为，过士行语言里有老舍的幽默，还有自己独到的韵味。这之后，过士行辞职专心写戏。《鱼人》《鸟人》《棋人》三部曲完成于90年代初，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过士行想要写的，是这种时代环境下夹在着的无形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瑞典著名编剧和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婚姻情境》里重新发现人性的机关时，过士行已经想尝试导演一部话剧，那是2009年左右。等过士行真的作为导演，把它搬上中国话剧舞台，离他产生做导演的想法又过去了好几年。打动他的地方与当初第一次看时仍然一样——故事里的女人在询问男人，自己是否要生下孩子。伯格曼感叹，在情感面前，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过士行深以为然。

    伯格曼在情感上历经波折，有过五任妻子，这些感悟被注入作品。话剧舞台上的人物始终是男女主角两人，场景就是他们的家或男人的公司，没有戏剧化的情节，只用两人的对话，带出他们的婚姻故事，以及其中琐碎又致命的问题。

    过士行从未感觉生活的细节被如此细腻地展现。“我们从小缺乏爱的教育，只有爱集体，爱事业，但关系到个人、伙伴、异性的爱，都是回避的。”过士行说。在这之前，他关注的是社会层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北京树林里的鸟市，精神分析医师观察养鸟的人，想要构建自己的学术系统，为此把这里变成了“鸟人心理康复中心”。来到这里的养鸟人只关心鸟，看似关心鸟的鸟类学家却把珍贵的鸟做成了标本。众生相在此展开，没有人关心彼此，没有人关心人类，这是过士行的困惑。也深深击中了当年的观众。

    过士行觉得，已经明知道是非黑白，再去写，那不高级。回想起三部曲，他仍然觉得自己在戏剧中触及的问题是无解的。他现在还有困惑想要表达，但已经写不动了。他劝年轻人，有想法就先写出来。“很多东西都有时间限制。就像棋手老了，不是棋艺下降，是精力不够了。”他感慨。

    如今，他把书法、篆刻停了一阵，就感觉难再拾起来，因为有人偷鱼竿，也不钓鱼了。虫儿和虫具始终是他没法放下的乐趣。有一次，他养的虫儿在剧场不见了，鼓楼西剧场的创始人李羊朵看见他焦急地满场找，找到之后又重新换上了那副乐乐呵呵的样子。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期 毛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