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被冒用之后

    在深圳打工20多年的刘汉廷是名普通电工，没欠过谁钱，也没办过一张信用卡；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另一个姓刘的人——刘沛威是公安部门的追逃对象、银行借贷和民间负债近8000万元。然而2015年某天，刘汉廷发现自己成了有近30条不良记录的“失信被执行人”，他和刘沛威的身份信息“乱码”了——近10年里，两人的身份被一场预谋捏合在一起，真刘汉廷成了假刘汉廷（刘沛威）各种经济漏洞的“替罪羊”。

    这不是骇人听闻的离奇故事，而是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用后的真实人生。

    另一个“我”

    刘汉廷已记不清自己作为原告站在法庭上的次数了，“大概快20次了？”他说。站在原告席上的唯一原因，就是想和“假刘汉廷”欠下的7900多万元债务做个彻底切割。

    刘汉廷一直觉得，他的个人信息被冒用很蹊跷，因为自己的身份证从没丢失过。

    2009年，在深圳工作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他寄去了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证件照。7月一家人收回加了两名孩子信息的户口簿，庆幸“赶在了孩子开学前”。

    2年后深圳公安一次安全检查中，民警发现刘汉廷在公安身份证系统的照片和本人身份证不符，刘汉廷重新和老家在公安户籍系统的熟人联系更换身份证。“从那张公安系统里的照片看，他很老到奸诈。”这是刘汉廷和身份系统“闯入者”刘沛威第一次照面。

    2012年刘汉廷陆续收到催款短信，他去咨询律师，得到的答案是“不是本人借贷，不需要理会”。

    那年年底深圳一家银行联系他催缴37万元贷款。这次刘汉廷慌了，他跑去银行的客户系统校对，果然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陌生人面孔”。银行工作人员借贷部门的人也承认“办理人并非眼前的刘汉廷”。

    “和我留着一样的住址、身份证号，但照片不一样。”刘汉廷意识到出事了，向警方报案。银行也称自己是受害人：办理金融贷款需要人证合一，而那名男子的身份证上出现的就是本人的照片。

    经过福田经侦局调查，这名冒用者就是刘沛威，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的一家公司是专门做民间借贷，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当时他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福田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维权荆棘

    2015年刘汉廷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结果发现，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时他为两名孩子准备的9000多元学费也被冻结。

    后来他发现，那时自己已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因为法院的传票没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每次庭审法院都是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判决他败诉。刘汉廷把以自己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相加，数额达7900多万元。

    那年开始，高利贷上门追债也成了一家人的日常。妻子常常被陌生的敲门声吓得到，刘汉廷的工作也不止一次被去他工地闹事者搅黄。

    他曾经试图通过源头惠来县公安局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地公安的回答是：当时刘沛威提供的办理身份证的材料没有漏洞，民警凭借信息甄别手段无法识别出他的虚假身份，且因为这次工作失误，“已经内部处理了几个人”。

    当地公安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更正。后来陆续还有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的不同步”。

    但令人困惑的是2016年刘汉廷带着媒体记者回老家讨要说法的前后经历：出发前一天，他在深圳公安和银行系统里看到的身份证照片还是刘沛威的，记者直接采访当地公安后回深圳，公安系统里的照片迅速换成了刘汉廷本人的。

    而按照当地公安的说法，这个更改似乎是在2011年时就已完成。

    2018年苏玉鸿律师开始介入刘汉廷的案件，他对这些案件向法院提出了十几次再审申请，理由为：刘汉廷户籍地公安系统出具的身份证明显示，此前法院采纳的证据是伪造的。

    一年内上庭近20次，每个案件在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等待期后都胜诉了。刘汉廷撇清了和刘沛威大部分债务的关系。2018年刘汉廷的名字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个别银行依旧不愿删除他名下的借贷信息。

    “如果刘沛威落网，我是不是就可以和他的债务、不良信用记录一笔勾销？”刘汉廷问苏玉鸿，得到的答案是：即使刘沛威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解开。

    刘汉廷也曾想是否可通过诉讼当地机关办证时的失责行为，一举证明清白。但是广东省司法厅却回复：眼下诈骗案嫌疑人刘沛威还没有到案，整个事件也难以定性。

    难解的局

    因为曾经的征信记录，刘汉廷现在不能向银行贷款，这也意味着他在深圳贷款买房定居的计划成了泡影。他目前从支付宝花呗额度还不到500元，也不能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去年9月，一直半失业在家的刘汉廷想重新振作，注册一家小商贸公司卖茶叶，却发现因为刘沛威曾经冒充刘汉廷担任法人的公司中有税务异常情况，营业执照也办不下来。

    他常觉得自己生活的通路，正在被这场邪恶闹剧的阵阵余波击碎。

    其实早在2016年，惠来县公安局就为刘汉廷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然而这纸证明并没有成为刘汉廷生活的通关证。

    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开具身份被冒用的证明，究竟对于受害人解决实际困扰有多大的效用？答案或许不容乐观。

    因为身份被许娟娟冒用参加高考，麻巧珍作为被冒用人学籍学历在毕业后无法在学信认证系统显示，导致她无法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以及报名考研。

    2016年时乌海市警方就通过比对照片确认了冒名麻巧珍者的存在并且为真麻巧珍开具了户籍信息属实的证明，但是并未直接为她换回学历证明。8年里麻巧珍在山东、内蒙古、山西3地公安、教育部门以及两所大学之间兜兜转转，发现各方以权责范围所限为由互相推诿。尤其是许娟娟曾经就读的中北大学，校方对公安开具的证明置之不理，也未对许娟娟的学籍做任何处理，还并反复强调：许娟娟入学时，提供的学业成绩和个人资料均符合录取标准。

    2019年夏天，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乌海督导工作，麻巧珍主动反映了情况，事情才加速解决。去年10月底许娟娟取得的中北大学学籍被取消，麻巧珍本人在内蒙古财经大学的学籍学历信息得以恢复。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失误直接相关，但最终为错误买单的还是受害人。贵州女士代艳在身份证丢失后被人冒用登记结婚，代艳同时拥有了两条婚姻记录。

    既然第二次婚姻记录不属实，代艳本计划通过电话联系临漳县民政局更正错误婚姻记录，却被告知：打电话过来是不可能帮忙解决的，且除非办证人本人提出，否则无法判定2013年代艳那条婚姻无效。

    代艳坐飞机辗转到当地民政局，找到了冒用她身份的人办理的登记信息，发现那是“一笔糊涂账”——“宣誓人签字上只有男方的签字，经办人签字盖章处只有一个潦草的姓。而最为关键的是，结婚登记上，女方的照片和身份证上我的照片很不像。”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代艳，这位冒充代艳结婚的女子在婚后不久就从丈夫家中消失了，无法联系到本人。

    工作人员解释，民政局没有权限对个人婚姻登记记录进行撤销，除非是在当事人受胁迫结婚并有公安局的证明。伪造代艳身份登记结婚的女子当时身份证、户口本等手续齐全，且当时全国的婚姻信息还没有联网，工作人员无从考证真正的代女士已婚。他建议她走政诉讼的路子撤销2013年的婚姻记录。“那你就去告我们。”这是他撇给代艳的最后一句话。

    “为什么我作为受害人，还要花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去证明假的是假的？”代艳问道。

    （文中代艳为化名）

    （《解放日报》1.12 杨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