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群B超”炼成记

    一件白大褂、一台B超机，从早上七点开始，下班时间定然是无法保证，经常有值班的医生看到，前一秒还在电脑前写讲稿，后一刻可能已经赶到了诊室或手术台。他很少吃午饭，也不怎么喝水，学生们甚至没见过他的杯子。一次，年轻医生参加考试，被问到“阑尾炎的诊断标准”时，第五点实在想不出来，就写下了“贾立群B超”。

    贾立群25岁就做了医生。那时，科里医生少，小病人多，空闲时间当属晚上，晚上八九点，他抱着白天B超“没看明白”的新生儿，回到科里继续检查。

    贾立群学的是儿科，但毕业时却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定了科室，他有些顾虑：“在这儿，我能干出什么呢？”带他实习的老师说：“你可别小瞧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跟着你一块遭殃。”

    做超声医生的第3年，贾立群练出了“火眼金睛”。那是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外院诊断下腹部囊性肿物。门诊，贾立群足足看了半个小时，“确实有囊，但没看到膀胱，肿物会不会是膀胱？”贾立群觉得，自己判断得没错，但需要复查再证实。门诊结束，他和病房打了招呼，抱着孩子又来到B超室，在屏幕上找证据。画面一帧一帧掠过，他发现了囊下方有小尖状凸起，这意味着外院诊断为占位性病变是错的，“这就是胀大的膀胱，一根导尿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后来，年长的管床医生私下问他，你是怎么判断的？贾立群腼腆地笑笑说：“我超声超出来的。”

    改行做超声医生的很长一段时间，贾立群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用于观摩手术，将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家与B超图像对比分析。同事胡艳秀记得，遇到看不懂的疑难病例，贾立群会从头到尾旁观外科医生做手术，这种坚定支撑着他走过早期的迷惘岁月。

    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回忆，一台超声机一间房，贾立群弓着身子写报告，笔端详尽地记录着超声检查所见、肿瘤大小，甚至是肿瘤性质，“什么部位容易长什么样的肿瘤，贾主任能具体报出肿瘤的病理诊断。”王焕民觉得，这早已超越了超声科医生能力范畴。

    随之而来的，是贾立群在圈内的好名声。不少医生遇到“看不明白”的病例，会不约而同地在B超申请单上注明做“贾立群B超”。做完了，有的家长还用手指着B超机问他：“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

    这被贾立群称为温暖的误会。最疯狂的时候，他连着48小时不睡觉，“如果第三个夜里还有病人，我就坚持不住了。”那次，贾立群熬到了凌晨4点，等病人的间隙，他很快睡着了，头一耷拉，笔杆就戳到了眼睛。

    这样紧张的作息贯穿贾立群的整个从医生涯。同行不理解，甚至在私下问：“贾立群这么拼，图什么？”

    这个问题在2008年2月有了答案。贾立群连续检查出几十例“肾结石”患儿。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贾立群凭借对这类患儿超声检查经验，和临床医生一起，在短短3小时内制定出了“毒奶粉肾结石”的全国诊断标准，并带领团队在此后数月中共筛查3万多个儿童。那时，贾立群忙得整宿整宿没法睡觉，“不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是在去各个医院的路上”。

    那些质问“图什么”的人，渐渐少了，最后消失了。40余年来，贾立群与“医”字为伴，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如今独当一面，传道授业，念着他的好，也陪着他，从年富力强到双鬓斑白。

    （《光明日报》12.6 李琭璐）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