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年“丝绸之路”

    1946年，我大学毕业后创办了化工厂，决心以科学实业强国；1955年，我在天津市工业系统中第一个完成了染料行业公私合营；1974年，因为缺少好染料，我国只能出口丝绸白坯，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号召专业技术人员开发染料，一定要将丝绸染色后出口。化工部、纺织部要求天津担此重任，我和同事们先后试制了几十个品种，终于生产出比国外同类产品更为色泽鲜艳的染料。

    1950年，我国百废待兴，人们的经济状况很不富裕，多数人穿衣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将褪色的旧衣染色变“新衣”就算挺好的了。当时我国的染料行业正向多品种发展，全国印染用量最大、进口花费外汇最多、生产技术最复杂的染料是直接元青，因而也成了国内染料厂竞争最激烈的目标。

    大额外汇的支出，让我觉得既心疼又不甘。经过深思熟虑，我选定了当时染料工业的空白——直接元青染料。直接元青是一种黑色染料，能染丝、绸、棉、麻，染法简便，普通家庭都可用。我决定从研制直接元青染料入手，结束这个产品的进口历史。为了尽快拿下这个项目，我和同事们日夜埋头苦干，几乎废寝忘食，终于在同行业中首先研制成功，为天津拿下了此项目的第一。直接元青是当时时兴的“袋色”的主要原料，这基本满足了城乡的大量需求。

    1952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我深知仅凭几间民房小厂干不出名堂来。这时政府对我们的新产品投产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我们的目的是为国争气，因此并不保守。为了扩大生产，一直致力于推广这项技术。不久，天津、上海四五个厂一起生产，中国终于在这一领域中扬眉吐气了，对一向挟制我国印染行业的外国人大声说“不！”，从此停止了进口。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早年虽抱有科学救国的宏愿，但腐败的政治令抱负无法施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祖国的化工染料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事实使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像我们这样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才有出路与前途。

    1957年天津产品出口欧洲，这件事使染料王国——当时的西德受到很大震动。中国人能研制出直接元青染料，引发了世界染料界的地震，这是他们始料未及又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这头“猛狮”醒了！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海洋化工基地，曾经涌现出许多为发展祖国化学工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我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一生致力于祖国化学工业的发展。

    1978年，印染行业提出使用性能优良的活性染料，呼声很高。但当时的活性染料不稳定，染一半坏一半，废水太多且染不深。而且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让我特别难受，说是我国运动员因出汗，背心掉色，把外面的白夹克染花，在外国运动员面前十分尴尬，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种不怕汗的深色染料。随后，我和同事一起先后研制了绿、蓝、红等几个品种，印染后证明性能优越，受到印染行业专家的赞誉。

    祖国一天天强大，可惜我老了，不能为如此盛世再添砖加瓦，只有寄望于后来人。萧伯纳有一句格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

    （《今晚报》12.13 苏宝琮口述 姜桂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