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童年

    ■【韩】赵南柱

    金智英，1982年4月1日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上面有个大她两岁的姐姐，下面有个小她五岁的弟弟。他们三姐弟和爸妈、奶奶，一家六口住在一个33平方米的平房里。

    金智英最难忘的儿时记忆，莫过于偷吃弟弟的奶粉。每次妈妈给弟弟冲奶粉时，她就会紧跟在旁，用手指蘸不小心洒在桌上的奶粉来吃。有时妈妈还会叫金智英把头向后仰、嘴巴张开，然后舀一匙奶粉倒进她口中，让她过过瘾，品尝那醇厚的奶味。然而，与他们同住的奶奶——高顺芬女士，非常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就会朝她背部狠狠地拍下去，打得她奶粉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从奶奶当下责备她的语气、眼神、脸部角度、肩膀高度以及呼吸节奏中，可以归纳出一句话——“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

    刚蒸好的一锅米饭，以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先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形状完整的煎豆腐、饺子、猪肉圆煎饼，也都会理所当然地送进弟弟嘴里，姐姐和金智英只能捡旁边的小碎屑来吃；弟弟的筷子、袜子、卫生衣裤、书包和鞋提袋，永远都是成双成对的，但姐姐和金智英的这些物品总是凑不成一对。要是有两把雨伞，一定是弟弟自己撑一把，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撑一把；要是有两条棉被，也一定是弟弟自己盖一条，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盖一条；要是有两份零食，同样也一定是弟弟自己吃一份，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吃一份。当时还年幼的金智英，并不会羡慕弟弟的特殊待遇，因为打从他们一出生，受到的就是差别对待。

    金智英的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哥还没结婚就出车祸去世了，二哥很早就成了家，带着一家人移民美国生活，最小的弟弟则因为遗产分配及高龄父母的赡养问题，与金智英的父亲大吵过一架，两人从此不再往来。金智英的父亲那一辈，许多人因为战争、疾病、饥饿而不幸丧命，能不能存活下来都是问题。而在那段岁月，奶奶不仅替人种田、做生意、做家务，就连自己家也打理得很好，咬牙苦撑，好不容易养大了四个儿子。而爷爷这辈子始终养尊处优，既没有养家的能力，也没有那份责任心。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她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然而，如此辛苦地一手带大的四个儿子，最终只有金智英的父亲善尽儿子的本分。奶奶则用一套令人难以理解的谬论，安慰晚年如此悲惨不堪的自己：

    “幸好我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才能像现在这样吃儿子煮的饭，睡儿子烧的炕，真的至少要有四个儿子才行。”

    虽然真正在煮饭、烧炕、铺棉被的人，都不是奶奶的宝贝儿子，而是她的媳妇——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

    当时，金智英的父亲是公职人员，还不至于有工作或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但光凭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确实吃紧。母亲虽然不像父亲一样有固定上下班的工作，但她一个人得照顾三个孩子和一名老母亲，又要全权负责家中大小事，与此同时，还得不断寻找可以赚钱打工的机会。不只母亲，家里经济状况不甚理想的那些妈妈大体如此。当时非常流行保险阿姨、养乐多阿姨、化妆品阿姨等，凡是带有“阿姨”两个字的工作，都属于常见的家庭主妇兼职。由于大部分工作都不是由公司直接雇用，要是在工作中遇到纠纷或者受伤，都得自行处理。而金智英的母亲则选择从事家庭代工，也就是在家劳动，比如剪线头、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卷门窗密封条，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工作项目就是卷门窗密封条。

    这是专门用来贴在门窗缝隙间、以泡棉材质制成的细长形贴纸。尚未裁切、包装的贴纸会由货车运来，金智英母亲的工作是将其裁切，卷成两组圆形，放进小袋子里包装好。然而，实际卷纸时，得先将封条轻放在左手虎口处，用右手卷成圆形，在此过程中虎口很容易被盖在胶水上的那面纸割伤。尽管已经戴了两层布手套，母亲的手依旧布满大小伤痕，再加上泡棉和胶水的刺鼻气味更经常难闻到使人头痛，但这份工作的工资较高，实在令人难以拒绝。

    某天，父亲加班到深夜，回到家看到满地的密封条，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抱怨：“你一定要在孩子旁边做这些味道难闻、灰尘又多的工作吗？”

    母亲原本正在快速收拾的手和肩膀顿时停住，接着便开始将四散一地已经包装完成的密封条统统放进纸箱内。父亲跪坐在地，说道：“对不起啊，害你这么辛苦。”

    母亲搬起一个又一个比自己身形还要大的箱子，放到家中的过道里，然后将父亲身旁的地板清扫干净。

    “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

    自此之后，母亲婉拒了卷门窗密封条的工作。她拜托恩英照顾妹妹智英，最小的儿子则拜托奶奶照顾，自己开始学理发。在学了一些基本的剪烫技术后，就开始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帮社区里的小孩和长辈理发。

    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上有两名哥哥、一名姐姐，下有一名弟弟。母亲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家里务农，直到15岁那年决定北上首尔，和长她两岁的姨妈在一家纺织工厂上班。每一天，纺织机散发的热气令她们热得难受，有些人甚至因为现场总是弥漫着一片白色灰尘而罹患肺病。然而，她们每天吞下一颗又一颗提神丸，脸色发黄，没日没夜地工作所赚来的微薄薪水，大部分都用来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交学费，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儿子要担负起整个家，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增光”。

    金智英的大舅毕业于地方城市的国立医科大学，在母校的附属医院工作了一辈子，二舅则是警察局长，直到退休。母亲为两名认真好学、事业有成的兄长深感自豪，也引以为傲。在两个哥哥都有经济能力之后，她继续供养小舅，也多亏她的资助，小舅才得以顺利从首尔师范大学毕业。虽然如此，被夸赞充满责任心、一肩扛起了整个家的却是身为长子的大舅。直到那时，母亲与姨妈才真正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永远轮不到她们。

    金智英就读小学时，有一次班主任在她的日记本里写了一句话，母亲的视线停留在那句话上面许久，默默地说道：“我本来也想当老师的。”

    （选载一）

    （《82年生的金智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尹嘉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