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甘肃文化、甘肃人

     中国的文化，以秦岭为界，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差异，这是一个大的分界。而在这南和北的大的分界之中，南北之中又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分界。南以五岭为界分为秦岭以南和岭南之南，北则以长城为界分为秦岭以北和长城之北。

    由此，中国的大的文化分界大致可分为条状和块状分布的格局。条，从岭南之南至南岭、南岭至秦岭、秦岭至长城、长城至漠北，分为四个大的条；各条内形成了鲜明的块，岭南有闽粤以及更南之分，更南之处海疆无垠，令人遐想；岭南和秦岭之间有吴越、三楚和巴蜀之别；秦岭至长城一线有关中、关东、关西之分，也有河西、秦陇、三晋、燕赵、齐鲁之别；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辽东地区统称之为漠北，漠北之地草原万里，英雄如风。

    严格意义上讲，地域或区域文化圈的形成，并不完全受行政区划调整的约束，更多反映的是核心区域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传播力，我们平常说的西域、河西、关中、燕赵、齐鲁、吴越、湖湘、闽粤、巴蜀、岭南文化等，不仅仅是个地理或纯粹的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更多的含义是地域或者区域文化概念的通俗化。区域文化圈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也会相对持久而广泛。

    甘肃，地处我国三大高原的连接点上，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甘肃在中国区域文化的版图上有了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

    独特的地理区位、独特的身份标识

    从我国大的文化的“条”来看，甘肃属于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区域里；从“块”的角度看，甘肃则属于关西、陇右至西域之间，东接关中、巴蜀，南邻川藏，西与新疆（历史上的西域）接壤，北依长城与内蒙古、宁夏毗邻，形成两头大中间长的条状狭窄地理特征，而其中尤以黄河、乌鞘岭以西的河西最为狭长，被称为走廊。

    而这个走廊，南依祁连山脉（汉代以前是乌孙、月氏、匈奴人安身立命的牧马之地，汉朝设置四郡控制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北抵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漠北的南缘，其北草原万里，历来是北方游牧部落迁徙、驰骋的天堂），作为沟通秦岭和长城之间的大条的一部分，从汉代起它就在发挥沟通中原和西域的孔道的作用，而河西之所以被称之为走廊，就是它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的形象写照。

    沿着这条沟通东、西的条上的各个绿洲，成为秦岭以北、长城以南东西之间交流的交汇点，同时也是把长城以南和长城以北紧密相连的交汇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汉代张骞凿空开始至明代陆路东西方交通衰落之前，甘肃特別是有走廊之称的河西，一直是东西方官方、民间使节商旅往来的通道，也曾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或者东西方文明融合或武力相竞的广阔舞台，也因此，从汉代起，河西走廊就是拱卫中原的右臂和中原掌控西域及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来去如风的草原民族的有力支撑点所在，也是历代移民戍边和屯垦之地，这种状况从汉代起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十年。

    而从东汉、三国开始，“得陇望蜀”，则不仅是以一个成语典故，而且是以一个具有具体实用实践价值的军事经略常识而为历代所重视。这种特殊的区位和历史，还使得甘肃成为中原政局板荡之时中华文明薪火延续的厝薪处。对此，早在西汉时期的有识之士就有了清晰的认识（《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窦融语：“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而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窦融家族、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张议潮、曹义金家族以及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对河西的经营，在中原战乱频仍时取得保境安民自成一格的局面，即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实践也是有力的注脚。

    如今，留存于甘肃大地上的秦安大地湾、临洮马家窑、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南北石窟，逶迤于河西走廊全境的长城、烽燧，阳关、玉门关遗址以及现今仍旧保存完好的嘉峪关关城，散布于西部嘉峪关黑山岩画和东部六盘山的贺兰山岩画，保存于武威的西夏碑、见于记载的元代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碑，这一切，无一不是甘肃多元文化、文明交融的见证。    

    特殊的地理和复杂的历史，形成了甘肃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别样的区域文化，还在于多族共居的族群分布大体上表达出了它所处条与块内部各文化因子的分布，与中国大的条、块文化因子的分布基本一致。境内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成建制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酒泉阿克塞蒙古族自治县）居于北部长城一线，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与川西、青海搭界而居于甘肃的西南部，回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保安族撒拉族（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以古枹罕辖地为主，裕固族（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沿祁连山一线居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为甘肃的文化多元化建构了深厚的基础。

    大致说来，东以子午岭、陇山为限，庆阳、平凉、天水深受关中风俗影响；东南部以秦岭余脉为界，陇南地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以临洮、陇西为核心的陇中，形成有别于陇东和河西的带有自身特征的语言与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则以各自的民族生活方式为特征；兰州及兰州以西的区域，历史上为汉代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所在地，住民的结构多以深受中原文化浸润的戍边将士和政府征发的移民以及中原战乱之时避乱而来的人士及部分往来东西的商客的后裔组成，大致说来，以绿洲的分布为分界。

    如此丰富的人文历史因素，为道地的甘肃文化和道地的甘肃人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有意思的话题。

    多元文化自由竞争的文化集市

    省会兰州，有兰州话，有牛肉面，兰州鼓子（一种说唱艺术）。

    陇东，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地貌则沟壑纵横，物产则麦菽黍薯，陇东人（包括庆阳、平凉），陇东话，其实就是陕西话的普及；饮食与陕西关中同俗；地方戏，号称陇剧，一是好者少，二则怎么听，都有些陕西眉户戏的味道。

    陇南，食则川辣蜀麻，植被则水稻、茶叶、柑橘、橄榄油，陇南话（川陕活的混合），南部受四川影响大，川味较大；西、北受天水、关中影响，带有关中、天水味道；饮食大致与语言分区吻合；民间戏曲则受秦文化深刻影响，以秦腔为主。

    陇中，被清人目为苦瘠甲天下之地，今定西市全境，包括今白银市的会宁县。语言，与天水的秦安、甘谷等似出一源，自有特色；饮食，最具特色者为浆水面、浆水呱呱、浆水豆腐；民间戏曲，则以秦腔最为流行。

    再看河西五市。

    武威人——武威话，有山西话的元素，自成一家；饮食，以山药米拌面（武威人说的山药，非中药之山药，俗称洋芋，学名马铃薯；米则专指小米）为标识，当然也有说三套车的，即茯茶、凉州酿皮、卤肉饯（当地人读作“行”）面。两者相比，我个人更倾向于山药米拌面，因为它历史更久远，也是只有道地的武威人才能说得出的家常饮食。三套车的说法，自然是借用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苏联歌曲《三套车》的名字而已。而所谓山药米拌面，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洋芋切块，待小米下锅开锅米粒开花之后加入切好块的洋芋，待洋芋待熟未熟之际加入少量面粉、食盐煮熟即可食用；如果加入自制酸菜则为标配。二是将洋芋切成细条或粒丁，将面擀成面张切条，小米下锅开锅煮至小米开花，将切好的洋芋条或丁和擀好的面条依次下锅加盐煮熟即成，加入酸菜则为标配，面食为主，亦有山西面食的元素；民间戏剧，大戏以秦腔、眉户为正宗，小戏以凉州孝贤流行。

    张掖人——说张掖话，张掖小面（张掖人共认的当地饮食标识），地方民间戏曲有张掖孝贤。

    酒泉人——说酒泉话，酸汤饺子、糊锅为饮食标识，地方曲艺有酒泉宝卷。

    嘉峪关人——酒泉钢铁集团职工和家属是本市的主要居民，可以说是东北人的飞地，语言、饮食带有明显的东北和酒泉相互影响的味道。

    金昌市的情况，与嘉峪关市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是以因工业成市的特征，表现出五湖四海成一家的现象。

    敦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是酒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但是其影响力与河西其他五市难分伯仲，而其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其他五市更加显赫：从汉代起，它与武威、张掖、酒泉并称河西四郡，道当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而其辖境内的阳关、玉门关则是中原与西域的通关口岸。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敦煌学成为显学，文化影响力蜚声海内外，而今每年一届的敦煌文博会，更是甘肃和世界交往的大舞台。敦煌住民的特征带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因其历史上地广人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来的移民往往以乡或几个村落为单元居住，他们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也保留了原籍的语言和习惯，是学界研究方言的理想之地。

    此外，位于甘肃省会兰州以南的临夏、甘南两个民族自治州，受自身文化浸润，语言、饮食、音乐有其自身的特质。例如临夏回族自治州：语言——河州话；饮食，清真饮食；地方戏曲，河州花儿。

    块块、坨坨式的区域文化认同

    我们花费大量的笔墨辨析文化和人的道地与不道地，不是为辨析而辨析，也不是像辨析药材的道地不道地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价格，显示自身的价值，而是为了充分认识生活于特定环境下的人的文化底色，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与人相互交往的陌生感和隔膜，减低人际交往的成本。研究表明，一个深受某种文化浸润的人，他的行为方式会深深地打上那种文化的烙印，无论他走过千山万水，无论他身处何处，他的行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那种文化的底色。

    甘肃的住民，其文化特征，大致可以水系来划分。白龙江流域，因毗邻四川，历史上更多的时间里它们实际上是难分彼此的，不论语言、饮食及生活习惯，都带有浓厚的川味；渭河及泾河流城，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耕区，其语言以秦音秦声为主，饮食及生活习惯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洮河、夏河流域是汉、藏、回交融区域，也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交汇区，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色自成一格；陇中，现如今的定西、白银、兰州，正如渭、泾、洮、夏最终汇入黄河一样，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则有坐中望四方的文化特征；河西五地市，正如绿州处处，文化特征也呈块状、坨坨分布，大致上说，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陆河分割成三个大的方言区，而区内的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大统一小个性，细致区别则呈坨、块状，很难一言以蔽之；而五地市中的金昌、嘉峪关，更是现代的文化飞地，其文化呈现天南海北的局面。

    因此说，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甘肃的文化特征，而单一性恰恰是它缺乏的。道地，讲究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天生的缺乏道地的先决条件。“甘肃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像东北人、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河南人、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那样有显著的人群特征，“甘肃人”自己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往往是极具更小更具体的地域性的，如庆阳人、天水人、武都人、临夏人，就连河西走廊，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具地方性，如武威人、张掖人、酒泉人，甚至会有民乐人、民勤人、永昌人的区别，而秦安人、甘谷人则是比天水人更有影响的更具地域特征的人群。

    甘肃这种普遍存在的小块块、小坨坨式的地域文化的认同意识，深刻影响着甘肃人的思维方式，造就了甘肃境内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内敛、自我欣赏型特征。这种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的意识，但又因这种自我封闭的空间和体量过小，缺乏自我独立生存的强大能力，又很容易像散沙一样被周边强势文化所吸引、所影响。其优点在于因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坚韧、刚强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善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其缺点在于容易划地为牢，作茧自缚，保守，固执，容易满足，盲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感，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担当，难以有大作为。

    有研究指出，受同种文化浸润的人，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更趋于接近，更容易相互接近和相互接纳；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其处事、待人 、价值判断都会有明显的差异。与单一文化因子条件下生活的族群相比，在不同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交流时的成本会相对较高：首先是要相互了解彼此对事物判断的同与不同，逐渐形成共识；其次，需要求同存异，在大的格局下价值观趋于一致；第三，需要共同的规则来相互约束，以其为准做到相互认同。

    块块、坨坨式的区域文化认同，容易增加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的交往成本，容易形成自恋式的思维，容易囿于小坨坨的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形成有用则交无用则忘、有用则聚无用则散、有利则近无利则远的江湖习气。历史上的西域诸国就是这种块块、坨坨模式的最典型的存在，从汉武帝通西域起，西域诸国与汉与匈奴或者说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部族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汉强则依汉，匈奴强则依匈奴，这种执贰观望的存在意识直到唐代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霸主突厥之后才得到根本改观。

    其实，条条也罢，块块也好，只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的立足之处。条条与块块，单一与多元，发达与落后，都只是生活在其上的人自身留下的痕迹。认识自我，因时而作，应机而动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囿于条条、坨坨、块块的思维习惯，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若能准确地认识自身的不足与弱点，因势利导，变过去的封闭和自足的固执为改变自己的毅力，变坨坨、块块自身较强的聚合力为改变现状的内生力，利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变自己区域文化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上的特色区块，变传统为特色，在当下五光十色的海洋里独树一帜，不失为一种适时而变的选择。

    （兰州新闻网 12.4 陈泽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