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的门房

    门房，旧时称“司阍”，现在叫“门卫”，通俗点说是“看门人”。

    自1905年建校起，复旦就有了门房。最早的那位叫“明顺”，他原在震旦学院做门房。复旦脱离震旦后，借吴淞提督衙门办学，明顺也随迁吴淞，成为复旦门房中的“元老”。一位老校友记得，明顺是扬州人，“大概有五十岁，身体矮小，人极忠诚”。那时，复旦校工都有点沾亲带故，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同乡。例如，吴淞校舍有个门房名叫“冷桂”，后来徐家汇校舍的膳厅“厨司”也姓冷。我怀疑，这两位冷姓校工很可能是老乡。不过，相比之下，门房冷桂口碑似乎还不错，“对于学员，一见即识”（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多年以后，学生们还想念他；而那位冷厨司呢，终因饭菜质量下降，被学生们炒了鱿鱼！

    “一见即识”，不仅仅是冷桂的本事，也是学校门房的基本功。据法律系老校友胡经明先生回忆，他1936年毕业后赴四川，1947年秋重回江湾母校，让他惊讶的是，“大门依旧，门旁的收发室依旧，想不到收发老冯还记得我，认得出我！”其实，在江湾校舍门房中，记性最好的是老王。据说他全名“王锦荣”，对于师生，只要打过照面，就会过目不忘。“尽管你是新生，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喊出你的大名，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只要有你的，一进大门，马上递到，绝无差错。”（郎万法《复旦大学在孤岛》）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邮务处长”。

    1928年，复旦女生宿舍建成，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校方规定，女生宿舍“男生止步”。因此东宫门房是“高配”，里外有三个人：最外面的是一个老头，“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里面还有两位：管楼下的叫“徐妈”，识字，“动动笔的事，非她不可”；管楼上的叫“凤仪”，“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若有客人来访，老头就会扯着嗓门向里面喊：“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不一会儿，被请的女生翩然而出……政治系老校友邵梦兰女士记得，“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在如此“凶悍”的门房治下，男生一到东宫门口，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提到教工宿舍，名气最响的门房应该是张阿长。张阿长与李登辉、章益两任校长都有密切交往。早年，他任李登辉的车夫和侍从，一向忠心耿耿。老校长每次上下班，他就提着公文包陪伴在侧，寸步不离。1947年李登辉去世后，张阿长到复旦徐汇村（今第二教工宿舍）做门房。章益校长就住在徐汇村，几乎天天与张阿长照面，一直很关心他。1950年4月，张阿长的妻子在徐汇村生产坐月子，章益闻讯，让章夫人送去一篮鸡蛋慰问，这让张阿长倍感温暖。当年生活清苦，已卸任校长的章益境遇也不太好，这一篮鸡蛋，蕴含了他对一位普通校工的真情。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校园东扩，师生人数日益增多，门房“一见即识”的功力渐渐退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生们进进出出，门房似乎早已“相见不相识”。1981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访那天，我在校门口亲眼看见，门房拦住一位教我们中外关系史的老师，要他出示工作证，弄得那位老师哭笑不得。记得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流行佩戴校徽。回想起来，当年流行这一时尚，除了荣耀和责任感，是不是也便于门房“一见即识”呢？

    门房不识师生，师生也未必记得门房。那些年，我们几个同学常去翔殷路上的“五角场放映站”（翔鹰电影院前身）看夜场电影。每次电影散场，复旦东门已关闭，漆黑一片。女生们只能悻悻地绕到邯郸路大门回寝室，而我们男生则会抄近路，从东门旁的水泥围墙豁口翻爬进校。奇怪的是，在豁口内侧，立有一条长凳，它似乎专为翻墙者而设。谁这么体贴、周到？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东门那位值班睡觉的门房……

    （《解放日报》12.5 读史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