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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12月14日 星期六

    复旦的门房

    《 文摘报 》( 2019年12月14日   02 版)

        门房,旧时称“司阍”,现在叫“门卫”,通俗点说是“看门人”。

        自1905年建校起,复旦就有了门房。最早的那位叫“明顺”,他原在震旦学院做门房。复旦脱离震旦后,借吴淞提督衙门办学,明顺也随迁吴淞,成为复旦门房中的“元老”。一位老校友记得,明顺是扬州人,“大概有五十岁,身体矮小,人极忠诚”。那时,复旦校工都有点沾亲带故,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同乡。例如,吴淞校舍有个门房名叫“冷桂”,后来徐家汇校舍的膳厅“厨司”也姓冷。我怀疑,这两位冷姓校工很可能是老乡。不过,相比之下,门房冷桂口碑似乎还不错,“对于学员,一见即识”(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多年以后,学生们还想念他;而那位冷厨司呢,终因饭菜质量下降,被学生们炒了鱿鱼!

        “一见即识”,不仅仅是冷桂的本事,也是学校门房的基本功。据法律系老校友胡经明先生回忆,他1936年毕业后赴四川,1947年秋重回江湾母校,让他惊讶的是,“大门依旧,门旁的收发室依旧,想不到收发老冯还记得我,认得出我!”其实,在江湾校舍门房中,记性最好的是老王。据说他全名“王锦荣”,对于师生,只要打过照面,就会过目不忘。“尽管你是新生,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喊出你的大名,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只要有你的,一进大门,马上递到,绝无差错。”(郎万法《复旦大学在孤岛》)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邮务处长”。

        1928年,复旦女生宿舍建成,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校方规定,女生宿舍“男生止步”。因此东宫门房是“高配”,里外有三个人:最外面的是一个老头,“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里面还有两位:管楼下的叫“徐妈”,识字,“动动笔的事,非她不可”;管楼上的叫“凤仪”,“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若有客人来访,老头就会扯着嗓门向里面喊:“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不一会儿,被请的女生翩然而出……政治系老校友邵梦兰女士记得,“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在如此“凶悍”的门房治下,男生一到东宫门口,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提到教工宿舍,名气最响的门房应该是张阿长。张阿长与李登辉、章益两任校长都有密切交往。早年,他任李登辉的车夫和侍从,一向忠心耿耿。老校长每次上下班,他就提着公文包陪伴在侧,寸步不离。1947年李登辉去世后,张阿长到复旦徐汇村(今第二教工宿舍)做门房。章益校长就住在徐汇村,几乎天天与张阿长照面,一直很关心他。1950年4月,张阿长的妻子在徐汇村生产坐月子,章益闻讯,让章夫人送去一篮鸡蛋慰问,这让张阿长倍感温暖。当年生活清苦,已卸任校长的章益境遇也不太好,这一篮鸡蛋,蕴含了他对一位普通校工的真情。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校园东扩,师生人数日益增多,门房“一见即识”的功力渐渐退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生们进进出出,门房似乎早已“相见不相识”。1981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访那天,我在校门口亲眼看见,门房拦住一位教我们中外关系史的老师,要他出示工作证,弄得那位老师哭笑不得。记得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流行佩戴校徽。回想起来,当年流行这一时尚,除了荣耀和责任感,是不是也便于门房“一见即识”呢?

        门房不识师生,师生也未必记得门房。那些年,我们几个同学常去翔殷路上的“五角场放映站”(翔鹰电影院前身)看夜场电影。每次电影散场,复旦东门已关闭,漆黑一片。女生们只能悻悻地绕到邯郸路大门回寝室,而我们男生则会抄近路,从东门旁的水泥围墙豁口翻爬进校。奇怪的是,在豁口内侧,立有一条长凳,它似乎专为翻墙者而设。谁这么体贴、周到?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东门那位值班睡觉的门房……

        (《解放日报》12.5 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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