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随着80后及90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他们沿袭着上一代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大多数人却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即便回村的农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的一场历史转型。
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正在将擅长的建筑业抛弃,仅有10%左右还从事这一行当,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各超过40%,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城里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传统均质小农异质化。到2012年时,纯农业户占18.28%,非农业户占15.93%,农业兼业户占30.07%,非农兼业户占35.72%。
二是在农业投入上机械替代劳动。农业同非农业用工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农作物劳动投入成本上升,1999—2015年间,主要作物用工成本上升、亩均用工减少,农民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带来各类农业机械使用量每年6%左右的快速增长。
三是农地经营制度变迁。土地流转加快,2015年时的农户承包地流转率达到33.29%,流转承包地规模4.47亿亩,是2010年的2.39倍。土地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农地流转在转包和出租为主的基础上出现股份合作、转让等形式。
四是农业发展动能发生变化。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其增速远远超过土地生产率。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五是农业功能与形态发生变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2010年以后增长极其迅速,游客数量从2008年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4亿人次,2011年跃升至6亿人次,并在2014年、2015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分别达到了12亿和22亿人次。
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村庄缩减势成必然。1985年时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万个,到2016年时减少到52.6万个。未来的村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农作方式变化带来村落与耕作半径扩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村落人口减少后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适度调整规模。
乡村制度与治理正在发生大变化。随着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变味、趋于淡漠,村民的集体意识减弱,村庄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降低。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正在进一步演化与变迁。
(《北京日报》8.26 刘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