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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致禹国刚同志的贺信》，向“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深圳证劵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主要筹建者禹国刚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很多股民当时都纳闷了，禹国刚是何许人也？查阅他的简历，同样令许多人很疑惑：他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为什么要跑到深圳去闯荡？进大学最初学的是俄语，毕业时他为何能说上一口流利的日语？国家选派留学生时，为什么招考小组在京津沪这些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人在深圳的他却能一举突围……
“这些事看似偶然，其实也包含着一些‘必然’的因素。听我慢慢给你讲吧！”禹国刚笑道。
从煤矿工人到证券金融“留学生”
1964年，禹国刚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现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彼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学俄语今后究竟能派多大用场，禹国刚心里悄悄打下了一个问号。在书海遨游中他发现，鲁迅、郭沫若当年都是去日本留学，孙中山也曾多次到日本，日本究竟有什么值得学习之处？禹国刚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他将自己想要转学日语的想法告诉了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张治平。开明的张治平当即表态全力支持。那时学校还没有开设日语专业，禹国刚几经周折找到了当时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的一位归国华侨老师胡秋金，请他来学校办起了日语班，自此开始了日语学习。
毕业后，禹国刚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下属的煤矿，成了一名煤矿工人。原本，禹国刚的未来可能跟证券金融没有任何关系，但两次转折却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第一个转折，由来自煤矿工友的一封信引发。当时这位深圳籍的工友回到了老家，进入了爱华电子公司工作。信中，工友劝禹国刚去深圳打拼：“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旧金山’。”这句话，打动了内心渴望去外面看一看的禹国刚。1981年春节前，他带着家人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随后加入爱华电子公司担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第二个转折，源自一次全国范围的招考。当时，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提议，在中国选派两人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1982年，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了联合招考小组。当时的招考有两个条件，一是日语要好，二是要懂金融证券的基础知识。招考小组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1983年春，招考小组南下广州，并通过深圳团市委联系到了禹国刚，让他到广州参加选拔考试。
禹国刚顺利通过考试。他说：“半年前我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借过一本金融证券方面的书，当时我认真读了，还做了些读书笔记。参加考试前，我把笔记又翻了一遍。”招考组当即拍板，禹国刚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
参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1984年，禹国刚学成归来，被调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萌芽。1988年11月，深圳市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由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委任禹国刚为领导小组下面的专家小组组长。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行，股票逐渐为老百姓所认识，柜台交易在深圳日趋红火。赚钱效应驱动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深圳股市，但落后的柜台交易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由此导致的黑市交易、内幕交易等乱象频发。这让禹国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必须想办法尽快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运作起来。”
原本，深交所计划1990年8月开市，没想到临近开市前，两次从北京传来“不能开”的风声。情急之下，禹国刚便找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当面汇报此事。在市领导面前，准备充分的禹国刚带同事“表演”起来：他们请出红马甲，先上板竞价，拿油笔写白板，紧接着进行口头唱报手势买卖。演播室里，模拟电脑成交画面如海水潮起潮落变化着……大家都看出了神。散会前，李灏明确表示：“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上午9时，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禹国刚和另一位筹建人王健一起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新中国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了。
短短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国际证券界，美国纳斯达克于1971年最早实现交易电脑化和运作无大堂化。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于1987年最早实现了交收无纸化。而初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在短短三年间最早全面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而这，也是此生最令禹国刚骄傲的成就之一。
禹国刚自豪地说：“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能在时代的际遇里，为创建深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付出个人的小小力量，助力深交所跳跃式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球领先的证券交易所。”
（《文汇报》8.26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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