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并未告别“反哺模式”

    1947年，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人类生物性的抚育只靠母亲也可以完成，但要把生物性的人培养成社会性的人，却需要父母共同的参与，这就是双系抚育。为了持久地维系双系抚育，最好是生物上的父母结成社会性的夫妻。

    费孝通的理论，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然而，比较起来，儒家对婚姻意义的理解比费孝通更为全面。儒家强调抚育不仅是物质性的“养”，更重要的是文化性的“教”。同样，对于赡养，儒家的看法也是不光物质上要“养”，而且心理上要“敬”。

    在儒家看来，父母对子女的“养”或有终结之时，而父母对子女的“教”，却不是到其成年就结束；同样，子女对父母的“养”，可能要从自己成年有能力时才开始，但子女对父母的“敬”，却要从婴孩时期就开始。父母和子女之间物质层面的“互养”，可能有阶段性，但父母对子女的“教”，子女对父母的“敬”，却终身不辍，甚至延续到父母死后。

    1983年，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把中西家庭模式总结为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中国的“反馈模式”。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又叫反哺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

    显然，接力模式并不符合儒家理想。接力模式下，父母子女结成的生活共同体，到子女成年就可以结束了，与此相应的代际伦理，并不必要贯穿人的一生。接力模式不否认“父慈”，但不要求“子孝”。

    现在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反哺模式”将让位于西方式的“接力模式”。但我并不认可此说法。

    （《北京日报》8.5 赵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