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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8月13日 星期二

    北京首座公园诞生记

    《 文摘报 》( 2019年08月13日   08 版)
    中央公园大门

        现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872年-1964年),在上世纪前半叶波谲云诡的动荡政局中,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鲜为人知的是,北京第一座公园,正是在朱启钤的积极倡导和悉心改建下得以应运而生的。

     

        北京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永乐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时,还分别建造了社稷坛和现位于天安门东侧祭祖的太庙。社稷坛位于紫禁城之右,也就是西侧,这里在唐代是幽州城东北郊的一座古刹,辽金时代名叫兴国寺,元代被圈入大都城内,改称万寿兴国寺。明清以后,社稷坛和太庙便成为两代皇帝祭神祭祖的风水宝地。

     

        明清时期,北京有不少皇家园林、私家花园,但没有可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寥寥几处。辛亥革命后,社稷坛已失去它原有的功能,祭祀活动亦已停止,但它依然是皇家禁苑,不允许黎民百姓进入。

     

        1913年3月29日,隆裕皇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定于4月24日至26日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奉命负责天安门内外指挥等事宜。在社稷坛巡查时,朱启钤发现这里已然一片荒寂,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因为无人管理,看守的太监擅自种植苜蓿,饲养牛羊,以致粪便满地,污秽不堪。朱启钤不禁深感惋惜,嗟叹不已。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设现代城市公园的不二之选,因而萌生了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钜丽”的宝地,改建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念想。

     

        不久,北洋政府接管社稷坛,朱启钤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条例》,经国务会议同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专门负责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朱启钤担任首任市政督办。1914年3月,朱启钤改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他向大总统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其中包括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了政府批准。

     

        为筹措资金,解决建园所需的经费,朱启钤着手筹建公园管理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发动绅士、商人踊跃捐款,规定凡北京居民或暂居北京者,捐款50元以上,企业法人捐赠500元的,可成为董事会成员。他自己率先垂范,带头捐款1000元。当时慷慨捐款者,不乏徐世昌、张勋、黎元洪、段祺瑞、杨度等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社会名流。在各界贤达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中国银行、外交部的鼎力支持下,不及半年就筹集到63060元善款。

     

        正当朱启钤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攻坚克难修缮社稷坛时,社会上却谣言纷传。满清遗老们对他把皇家祭坛改为公园的做法极为不满,但他不畏惧不退缩,为表明心志,还特意在社稷坛南门东侧清理出三间北房,改为董事会办公室,拟名“一息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之意,藉以激励自己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1914年秋,经过近一年紧张而忙碌的筹备、清理、改建,在基本完成古建修缮、南门新建、道路平整几项工程后,朱启钤决定在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改“社稷坛”之名为“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试行开放三天,接待市民参观。北京第一座公园由此向公众揭开了神秘面纱,并且实现了城市建设中唯王权至尊的意识形态,向服务于市民生活这一理念的过渡与转变。

     

        开放第一天,中央公园新建大门前交叉悬挂着两面五色国旗。京师警察厅派出200多名警员前来维持治安,京城内20多家“水会”的消防员在公园内支起席棚,设置消防用具,以防火灾。

     

        昔为皇家拥有,庶民根本无缘问津的社稷坛,现在一下子改建成为百姓休憩娱乐的活动场所,这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京城市民为之雀跃欢呼。中央公园开放三天的火爆盛况,当时的《市政通告》宣传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事实上,中央公园开放首日,游园者数以万计。

     

        显然,在社稷坛的基础上修建公园,其指导思想不外乎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心中有神,能正确认知社稷坛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感恩土地、敬畏自然,要勤于稼穑、珍爱五谷。所以,后人对朱启钤首倡“公园开放运动”及其改建中央公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彼时,都人耳目于公园尚少见闻,而朱公独注意及之,以社稷坛旧址,古柏参天,极奥如旷如之至,而地处都市中心,尤为难能可贵。用是披荆棘,辟草莱,经之营之,蔚然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促进文化,嘉惠市民,若朱公者,真社会之福星,当为吾人所公认者也!”

     

        (朱深博《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序》)(《北京日报》7.18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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