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托尔斯泰

    ■胡冰霜

    戴维是一位文学中年，20世纪90年代初从加拿大来到乌兰巴托当教师，常年讲授俄国文学，主攻托尔斯泰。蒙古国的冬天很长，当大雪封住蒙古包低矮的门，他只好闭门独酌。春天来了，一有机会他就与牧民们结伴豪饮忽必烈白酒、成吉思汗啤酒、伏特加等。渐渐地，他变得无法自控，仿佛着了魔，展现出性欲过剩、暴力和死亡的倾向。这些阴影笼罩着他，也引起了众人不安。

    彼时，戴维属于蒙古国的一个NGO教育协会，NGO决定将他遣返回国。对他而言，遣返当然是奇耻大辱。当NGO的领导正式与他谈话时，他暴躁地回答：“如果我有支手枪，就立即自尽。”于是，NGO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评估和处理戴维的酒精中毒状况，并护送他回国。他们正在为他预订最早的一班飞机，希望后天一早就能登机。临走前，领导再三嘱托我这几十个小时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千万别发生意外。

    戴维当晚就住进了医疗站旁边的小客栈，常有南来北往的病人们在此栖身。客栈的门房是个结实的蒙古小伙子，他连声道歉说这几天下面两层楼的暖气管道坏了，只好让我们住在三楼。夜雪纷纷，我在楼下的雪地上转悠了好一阵，望见三楼戴维的房间里透着灯光，想起他赌咒自杀的话，实在悬心，干脆爬上楼去看看。他在收拾行李，我没看到酒瓶，也没闻到酒气。房间里铺天盖地全是书，大部分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面色发红，双眼炯炯有神，我便坐下来认真听他谈俄国文学。他不时地站起、坐下、踱步、挥手，思维清晰，了无倦意，直到窗外出现了一抹晨曦。看来他一直在寻找另一片星空、另一种超越的生活，他灵魂里仍充满了能量和希望，一如中年的托尔斯泰。

    今晚怎么度过呢？我想起他昨晚说自己今年春天曾在乌兰巴托大学讲俄国文学，深受学生崇拜。于是，我忙打电话请NGO领导去找几位大学生来医疗站送送老师，希望戴维能在学生们面前维持老师的良好心境和形象。几位学生很快就来了，医疗站里热闹起来。有个女生特意朗读了戴维创作的英文诗歌，关于冻土、冰河、村落、生命、希望、不朽……接下来，他们又朗诵起普希金的诗：“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娇美的容光……”戴维的眼睛越来越明亮，好似夜空里的星星在闪闪发光。他侃侃而谈，不时地挥笔书写。看来理性和判断力回到了他心中，诗歌果然具有很好的治愈效果。

    飞机要坐几十个小时，我必须要准备简易的急救包，以及口服和注射的镇静药。我突然意识到，戴维已经有一两天没喝酒了。不知道他平时酒量多少，假如在飞机上突发恶性的戒断综合征就麻烦了。我想带上一小瓶伏特加，可又担心无法通过机场安检，就在包里放了一盒包装完好的含酒精的酸奶。万一他出现高热、震颤等戒断症状，就临时让他喝点儿，缓解一下。上飞机前，我递给戴维一个小纸袋说：“这儿有两片催眠药，咱们要坐几十个小时飞机，如果你感觉烦躁和不舒服就吃一片。如果你精神好，干脆写点儿东西。高空写作的机会难得。”他点点头，把药放进贴身的内衣里。我随身携带行李，按最顺手、最明确的方式逐层码好了药品、注射器和其他器械，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状况。上了飞机，戴维就开始奋笔疾书，很快便写了一大叠纸，看来精神极好。几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候机期间，他依然在纸上不停地写，甚至顾不上吃饭喝水。

    几小时后，我们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在浦东机场转机安检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我迅速通过了安检，回头一看，发现安检人员把戴维的行李箱翻了个底朝天。原来他们在按电脑摇出的随机数字仔细抽查行李，戴维的恰好被选中了。安检人员搜出一把瑞士军刀，当然要没收。戴维的脸色由红转紫，由紫到青，由青变白，且呼吸粗重，鼻翼翕动，似乎行将发作。我赶忙走上前去对安检人员说：“抱歉，这把瑞士军刀请你们帮忙暂存，我过两天就来取，然后寄给他。”气氛这才缓和下来。

    我们随即登上了前往温哥华的飞机。刚刚坐稳，戴维又埋头狂写起来。我坐在他后排，起初还紧盯着他的后脑勺，后来就睡着了。“医生，醒醒，我们到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戴维叫我，接着他幽默地问我：“你也吃了两片药吗？”等我完全清醒过来，他已经提着我们俩的行李往前走了。

    到了温哥华的精神病院，戴维开始在门厅里走来走去，困兽般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我头皮发紧，连忙把头上的帆布帽摘下来，上前跟他说：“你看，这顶帽子是乌兰巴托的病人送我的。这边天气冷，不如你拿去戴吧。”他先是一愣，随即对我悄声耳语：“如果我戴上这顶帽子，他们会把我关得更久。”看来他还没丢掉幽默感。稍后，我又取下脖子上的围巾，继续拖延时间：“这条围巾是中国丝绸制作的，上面印了很多汉字‘福’，送你作个纪念。你也可以把它送给家中的姐妹。”他眼睛一亮道：“啊，我没有姐妹……对，这个‘福’字可以保佑我，我要把它挂在病房的床头上。”他接过围巾，端详起上面各式各样、龙飞凤舞的“福”字。

    几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信：“感谢这次治疗，我总算把酒瘾彻底戒掉了。出院后我就回了家，陪母亲待了一段时间，现在准备完成博士学位，主修俄国文学……”几年后，他果然完成学业，如愿去了俄国，并且在托尔斯泰的故乡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一所学校里谋得一份教职。他住的地方离托尔斯泰故居不远，常去那里散步，一步一步真切地走向了托尔斯泰。

    历经艰辛，戴维终于找到自己的精神高地，学会游刃有余地处理生活的琐碎和艰辛，逐渐克服了心中的躁动、脆弱、虚无和绝望，完全摆脱了酒精的控制。或许可以说，他因着托尔斯泰的伟大呼唤而修成了正果。

    （选载七）

    （《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