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文学的“情义危机”

    针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情况，我曾批评过文学的“情义危机”，批评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气。这一看法曾在批评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

    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乡村中国是一个仍然处在前现代、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社会。农民只要进了城市，就仿佛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恶。于是，当事人的怀乡病随之而来。这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不是来自作家对当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这些作品的编造之嫌是难以辩白的。

    有的小说是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待这种没有情义的现实和人物，是通过情义危机呼唤人性和情义。但更多的作品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达人情冷暖的匮乏，在貌似“客观”的描摹中，将现实的冷漠、无情、阴暗、仇怨、幸灾乐祸等戾气，更集中、更典型也更文学化地进行了表达。

    当下文学不断遭遇矮化和诟病，文学的不被信任日益扩散和弥漫，这与文学的“有情”背道而驰是大有关系的。文学如果可以不再关注情义，不再表达人情冷暖，读者要文学何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要警惕文学的情义危机，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有情的文学，强调文学书写人间的情义、诚恳和人间大爱，它既不同于对人性恶的兴致，也与流行的“心灵鸡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心灵鸡汤”是一种肤浅的大众文化，是画饼充饥、虚假抚慰和励志的一种“诗意”形式。而有情的文学，是对人的心灵和情感深处的再发现，它悠远深长，是人类情感深处最为深沉也最为日常的善与爱，这就是有情文学的动人之处。

    （光明网 3.27 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