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无语

    ■蒋勋

    1970年以前，我对台静农先生是十分陌生的。那时台湾的文艺在政治钳制下，30年代大部分的作品都被列为禁书。1972年我赴欧洲读书，开始有大量机会在巴黎的图书馆借阅中国近代的文学作品，我得以完整地看《鲁迅全集》，在他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

    鲁迅集子中看到的台静农，是一个才华极高的文学青年。然而这个文学青年不只关心文学，他满腔热血，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未名社”，参与《莽原》杂志的编务，译介外国文学，从事创作。因为理想的坚持，在那政治迫害的年代，他数度被诬下狱。

    1976年我回到台湾，不多久，台静农先生早期的小说在台湾重新刊印出版了。台湾一群思考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作家自发地汇成一种反省的力量，广义的“乡土文学运动”从现代诗的检讨与反省开始，陆续扩及不同领域的艺术。然而我尚未见过台先生，只知道他在台大。

    一天偶然经过一家裱褙店，看到橱窗中悬挂着一副对联，字体盘曲扭结，仿佛受到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笔画如刀，锐利地切割过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我一下子想到李白《行路难》中我甚爱的一个句子：“拔剑四顾心茫然。”生命的困顿、沮郁、挫折，理想幻灭后的自苦，像虚空旷野中狼的嚎叫，凄厉尖锐，却又连回音也没有：

    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

    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

    这是我第一次被静农先生的书法震动了，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觉到，中国书法成为一种美学的理由。书法是隐晦，书法又是锐利的批判，作为一种美学，它常常在政治禁无可禁的年代，自在点捺撇画中留着生命的斑驳与锋芒。以后《雄狮美术》整理在台湾的前辈书画家，我就推荐了台静农先生。《雄狮美术》上讨论台先生书法的一篇文章发表后，我在台中接到台先生寄赠的书法：一件中堂，写的是《石门颂》，一副集宋人词的对联：

    鸿雁在云鱼在水，

    青梅如豆雨如丝。

    我匆匆回台北谢他，才第一次走进台先生在温州街十八巷宿舍的简朴书房。

    台先生的相貌倒是与他的书法不同。他有一种宽坦平和的大气，待人特别从容自在，行书中顿挫奇崛的刚硬在生活中是看不见的。此后我从台中北返，大都要到温州街十八巷台先生的书房坐一坐。他的书房很小，写字兼读书的一张书桌也只是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我问他这样的书桌如何写大字，他自嘲地说，也曾经用活动栓键加了一块板，原以为撑开后面积较大，方便写字，结果并不好用，因此还是袭用老法，写一个字拖一下。有一次他写了一张十二公尺全张的中堂，十分高兴，便唤我去看。把整幅字拉开，房间容纳不下，便拉开了日式纸门，一直展放到卧房去了。有几位朋友随我去过台先生住处，在他简陋朴素的书房坐过，都惊讶于他在四十余年中如此读书、写字、做研究，大家都不敢再随便抱怨自己书房不够大云云了。

    徐国士兄为台先生栽了两缸荷花，放在院中，有一段时间长得不好。我和几个朋友每年三月间就去帮忙下肥，用旧报纸包了鸡肥塞在荷缸内的泥泞处。台先生怕麻烦别人替他做事，看着我们一手污泥，总是忙着端水拿毛巾。今年二月，我从贵州回来，知道台先生搬了家，又患了病，便去看他，也顺便带了鸡肥。下肥的事弄妥当，我在院中洗了手，上屋去看他，他已十分憔悴疲倦，身上穿了孔，带着管子，很不舒服，但仍招呼我坐，先感叹地说：“不能再喝酒了”，接着谢我照顾荷花，若有所思地冒出一句：“也好，再看一次荷花吧。”

    台先生对生死看得很淡。数年前，台师母在台大医院去世，台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细节，遗体随即在医院火化，亲友奠仪只收外函，现金全数奉还。台先生在电话中细谈师母病情及临终过程，语调平静，他似乎知道我关心，又不要我特别回台北看他，因此把事件说得特别平静仔细，情感至深，到了生死大限，仿佛也只能如此。

    1989年年底，知道台老师一住四十余年的宿舍要被收回改建，心中就有些担心，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突然改换熟悉的环境也许是难以适应的吧。果然，年初搬家不久他就病倒了。最后几次去新搬的家看他，他已在断续的昏迷中，家人告诉我他常常昏睡着不愿醒来，必须不时把他叫醒。他的长子益坚兄一次引我到卧房，嘱我叫醒他。台老师醒来，认出是我，握我的手，忽然感慨地说：“以前有四句诗，现在终于懂了。”他因食道癌恶化，发声很不容易，咿咿哦哦念了四句诗，我只听出是七言的，却一个字也听不懂。然而看他那么费力发声，我也只有不断点头。台先生留给我最后的话语竟是我永远也解不开的四句诗，我应当追问，却没有追问。

    走在嘈杂混乱的街市中，很想绕到温州街十八巷他的旧书房再坐一坐。然而，温州街十八巷的旧居已夷为一片平地，只剩下一些残瓦碎砖了。

    （选载三）

    （《蒋勋散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