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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1月19日 星期六

    如果生命沉重不堪

    《 文摘报 》( 2019年01月19日   07 版)

        ■殷健灵

        受访者:陈曦阳

        职业:技术员

        出生日期:1958年  

        四岁的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上,一路向西。我从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茫茫黄土,绵延无尽头,西边的天空被落日映得通红,金色的圆盘正一点一点跌入地平线……下了一个缓坡,终于看到一座方城,四座高高的岗楼矗立在远处,这便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位于甘肃兰州八里窑的监狱医院。那一天的天色、风声以及院子的模样,一直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座四合院,在四岁的我眼里,宏阔得仿佛一座城池。

        那是1962年的初夏。我将在这里和爸爸共度半年,那也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唯一共处的半年。可是这短暂的半年,对于我的意义却长得如同一生。

        20世纪50年代,年仅十八岁的爸爸从上海卫校药剂专业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西北,被分配在某设计院做队医。年轻的他青春叛逆,一不小心,因言获罪,被送去了劳动教养。我妈妈师范毕业后也从上海去了大西北,在兰州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他俩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在兰州结的婚,那大约是在1957年。婚后不久,爸爸就被关进了监狱。妈妈回上海生下了我。之后,爸爸劳教刑满,留在监狱药房里当了药剂师。

        我四岁时,爸爸说想我了,托同事把我从上海带去身边。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和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手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爸爸带我进兰州城。我俩一大早起了床,坐上低栏板的卡车,爸爸说:“风大,蹲下来。”我们去了五泉山公园,半路经过一个里面矗立着四大金刚的大殿,我惧怕狰狞的金刚,不敢走。以后每次去,我都哭得要死要活,非得两个大人把我提溜着绕过去才行。我们还去逛商店,里面有一个很大很高的玻璃柜台,柜台上堆着一堆鞋子。爸爸在里面挑了一双给我,帆布面,橡胶底。可我穿不下,就用鞋拔,好不容易穿进去了,第二个脚指头却顶在那里。可爸爸还是买了,那里只有这一双小鞋子。我穿着小鞋子回家,心里又高兴,又不高兴,就好像蜜糖里面掺了盐。

        和爸爸共处的半年,疏阔、悠长、单调却又丰富。幼年的日子我多半过得模模糊糊,只有这段记忆特别深刻和真切,因为那是我和爸爸一生中唯一的短暂的共处时光。三年后,我听到了爸爸去世的消息。

        他是吃安眠药自杀的。我爸爸的死,妈妈也许有责任,早前,两人的感情有了裂缝。妈妈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做代课老师,收入不稳定,爸爸也没有钱寄回。一个男人不能养家,妈妈怨言很多。当然,这只是我事后的猜想,爸爸自杀的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而最主要的原因,他犯了“严重错误”。他有胃病,私自挪用了药房里的阿托品,被扣上了贪污的罪名。后来,当我长大成人,曾无数次设身处地去想象我爸爸当时的心境:在单位里名誉扫地,在家尽不到责任,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定是处处碰壁,万念俱灰,才选择了彻底的放弃。

        家里有三个小孩,之前,我懵懵懂懂,但从那时起,我知道什么叫做“过日子”了。我们和外公住在一起,我听见外公对妈妈说:“你们不用买菜,菜吃我的,米你们自己买。”

        在我上小学前,我妈妈改嫁了。她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必须找个依靠。她嫁的是个浙江湖州乡下的农民,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之后,妈妈带着我在上海单住,继父把弟弟和妹妹带去了浙江湖州乡下抚养。名义上,是把弟弟妹妹过继给了继父,这样,他们在乡下可以吃到口粮,也就减轻了妈妈的负担。等弟弟妹妹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妈妈把弟弟妹妹从乡下领了出来,不久,她找到了工作,就和那个男人离了婚。从此以后,我妈妈再也没有改嫁过。

        我小时候最不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妈妈的人生不如意,生活压力大,使得她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给予我们三个孩子足够的关爱和保障。她在家总是板着脸,让我感到压抑。过了很多年,当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才谅解了妈妈。

        我离家去外地那天,是1976年5月24日。早晨六点多的火车,我四点多就起床了,吃惊地看见妈妈已经摆了一桌子菜,都是她前一天从益民食品四厂食堂里买来的熟菜。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以后没人给你过,你要自己过了。”那天,外公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送我去火车站。外公很开心,我工作了,能为家里减轻负担了,他看到希望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中学刚刚毕业。我从来没有出过门,火车缓缓驶离了上海北站,我对自己说:“以后一个人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选载三)

        (《访问童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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