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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
受访者：陈曦阳
职业：技术员
出生日期：1958年
四岁的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上，一路向西。我从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茫茫黄土，绵延无尽头，西边的天空被落日映得通红，金色的圆盘正一点一点跌入地平线……下了一个缓坡，终于看到一座方城，四座高高的岗楼矗立在远处，这便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位于甘肃兰州八里窑的监狱医院。那一天的天色、风声以及院子的模样，一直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座四合院，在四岁的我眼里，宏阔得仿佛一座城池。
那是1962年的初夏。我将在这里和爸爸共度半年，那也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唯一共处的半年。可是这短暂的半年，对于我的意义却长得如同一生。
20世纪50年代，年仅十八岁的爸爸从上海卫校药剂专业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西北，被分配在某设计院做队医。年轻的他青春叛逆，一不小心，因言获罪，被送去了劳动教养。我妈妈师范毕业后也从上海去了大西北，在兰州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他俩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在兰州结的婚，那大约是在1957年。婚后不久，爸爸就被关进了监狱。妈妈回上海生下了我。之后，爸爸劳教刑满，留在监狱药房里当了药剂师。
我四岁时，爸爸说想我了，托同事把我从上海带去身边。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和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手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爸爸带我进兰州城。我俩一大早起了床，坐上低栏板的卡车，爸爸说：“风大，蹲下来。”我们去了五泉山公园，半路经过一个里面矗立着四大金刚的大殿，我惧怕狰狞的金刚，不敢走。以后每次去，我都哭得要死要活，非得两个大人把我提溜着绕过去才行。我们还去逛商店，里面有一个很大很高的玻璃柜台，柜台上堆着一堆鞋子。爸爸在里面挑了一双给我，帆布面，橡胶底。可我穿不下，就用鞋拔，好不容易穿进去了，第二个脚指头却顶在那里。可爸爸还是买了，那里只有这一双小鞋子。我穿着小鞋子回家，心里又高兴，又不高兴，就好像蜜糖里面掺了盐。
和爸爸共处的半年，疏阔、悠长、单调却又丰富。幼年的日子我多半过得模模糊糊，只有这段记忆特别深刻和真切，因为那是我和爸爸一生中唯一的短暂的共处时光。三年后，我听到了爸爸去世的消息。
他是吃安眠药自杀的。我爸爸的死，妈妈也许有责任，早前，两人的感情有了裂缝。妈妈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做代课老师，收入不稳定，爸爸也没有钱寄回。一个男人不能养家，妈妈怨言很多。当然，这只是我事后的猜想，爸爸自杀的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而最主要的原因，他犯了“严重错误”。他有胃病，私自挪用了药房里的阿托品，被扣上了贪污的罪名。后来，当我长大成人，曾无数次设身处地去想象我爸爸当时的心境：在单位里名誉扫地，在家尽不到责任，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定是处处碰壁，万念俱灰，才选择了彻底的放弃。
家里有三个小孩，之前，我懵懵懂懂，但从那时起，我知道什么叫做“过日子”了。我们和外公住在一起，我听见外公对妈妈说：“你们不用买菜，菜吃我的，米你们自己买。”
在我上小学前，我妈妈改嫁了。她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必须找个依靠。她嫁的是个浙江湖州乡下的农民，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之后，妈妈带着我在上海单住，继父把弟弟和妹妹带去了浙江湖州乡下抚养。名义上，是把弟弟妹妹过继给了继父，这样，他们在乡下可以吃到口粮，也就减轻了妈妈的负担。等弟弟妹妹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妈妈把弟弟妹妹从乡下领了出来，不久，她找到了工作，就和那个男人离了婚。从此以后，我妈妈再也没有改嫁过。
我小时候最不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妈妈的人生不如意，生活压力大，使得她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给予我们三个孩子足够的关爱和保障。她在家总是板着脸，让我感到压抑。过了很多年，当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才谅解了妈妈。
我离家去外地那天，是1976年5月24日。早晨六点多的火车，我四点多就起床了，吃惊地看见妈妈已经摆了一桌子菜，都是她前一天从益民食品四厂食堂里买来的熟菜。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以后没人给你过，你要自己过了。”那天，外公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送我去火车站。外公很开心，我工作了，能为家里减轻负担了，他看到希望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中学刚刚毕业。我从来没有出过门，火车缓缓驶离了上海北站，我对自己说：“以后一个人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选载三）
（《访问童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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