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记物语

    ■【日】家永三郎

    每个时代中的武士道德都不尽相同。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武士道”一词，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的。明治以后，伦理学家将“武士道德”美化成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

    一般而言，在主从的关系结合中，主从双方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与欧洲封建社会由双方契约造就的古典式主从关系不同，初期的主从关系大多保持了非契约性的亲族共同体关系，它是以“恩惠”和“奉公”双方的义务为前提的。到了江户时代，主君一方的权力被极度强化，武士大多离开了土地，变身为领取“知行米（作为俸禄的稻米）”的现代公司职员般的存在，自此彻底失去了从者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央权力十分脆弱的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都是农业经营者并拥有可赖以生存的领地，从者在主君面前还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因此，撇开没有领地的“郎等”一级最下等武士不说，中级以上的武士，完全不用委曲求全地单方面为主君所奴役。他们在战场上勇敢战斗，但绝对不忘要求对自己的“军功”加以“恩赏”。大量为要求恩赏而起草的军功状的存在，最为雄辩地证明了武士的道德绝非是无条件的“献身性道德”。对武士而言，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家庭兴旺、子孙荣耀，对主君的忠心只是达成这一心愿的手段。他们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依附于主君，但在依附相同主君的家臣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维系感情的纽带。他们当然不会在战场上配合行动，而是争先恐后地夺取头功，除了自己的功名，他们没有闲暇顾及其他。以这种崭新的人伦关系为主要素材，从形式上也诞生了贵族时代所没有的全新文学体裁，那就是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记物语（即故事、传说）”。

    关于《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存在各种观点。毋庸置疑的是，它作为琵琶法师讲述的故事，采用了在琵琶伴奏下说唱的口传文艺形式，这一点与原则上通过个人伏案创作、用眼睛来阅读的贵族文学中的物语有着根本区别。

    贵族文学中的物语，历经不断传抄和校勘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源氏物语》有蓝皮版系列的抄本和河内版系列的抄本，虽然它们在行文中存在很大差异，但至多是文字上的些许不同，并没有出现整章整段增减的情况。然而在《平家物语》中，各版本之间甚至出现了整体结构上有无单独插话段落的重大差别。而且，在篇幅上也存在很大不同，既有十二卷的流行《平家物语》，又有被认为是《平家物语》异本的四十八卷的《源平盛衰记》。琵琶法师在各阶层传播的过程中，根据听众的需求而不断对故事情节和顺序进行改编，可以说是各种异本出现的缘由。因此，我们很难断言某个特定的作者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更应该认为，这是一部在漫长的岁月中融入了众多欣赏者趣味而得以不断成长的作品。

    军记物语并不着眼于武士作为农业经营者的一面，而是竭力描绘武士作为战场上勇士的一面，生动地再现了武士之所以是武士而不只是富农的缘由。这些作品在切实写出了武士道德的内涵——不畏死的勇武、下属对主君的忠心节操，以及主君对下属的恩义仁爱、对后代的爱护等——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描绘出武士急于追求一己功名和私利的另一侧面。这一点，与江户时代被儒学教义粉饰并被伪善地加以美化的“武士道”的理论迥异，如实把握住了现实生活中武士活生生的行为和精神。这类作品贯穿着极为彻底的现实主义，它们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日本文化史》译林出版社2018年出版 赵仲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