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代

    1977年春天，我在济南南郊仲北小学校园里亲手种下了一棵白杨树，树就种在了我们小学一年级教室窗子外面。

    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你长大了干什么，我就说：开拖拉机。我这个想法是受了我们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封面的启发，上面一个无比神气的女拖拉机手正在田野上奔驰着。其实我一生下来，父母就开始为我的前途担忧了，害怕我长大后不得不作为知青去上山下乡，所以他们憧憬着让我将来去市里的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同时又觉得是在异想天开，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能轮到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改变了主意，认真地对我说：记住，长大了要上大学！那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来了一个大哥哥，在我家吃住，每天跟着我爸爸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爸爸想报考研究生，做梦都能梦到数学题的解法，我妈妈狠狠地跟他吵了一架，以三个孩子都还小尤其是我弟弟刚出生为由打消了他的念头，后来我妈跟我解释，不让我爸考研究生，其实是怕他当陈世美。我的理想就这样随着祖国形势发生着变化，后来，我爸爸把《光明日报》拿回家，把上面连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念给我听，我的理想就更加具体化了，我想长大了当数学家，陈景润把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了l＋2，我要接着往下干，证明到最后一步1＋1。

    那时候我总穿方格子衣裳，上衣、裤子、裙子都是方格布料的，我妈偏爱方格子，就用方格子来打扮我。我还用田字格作业本写生字，在地上画了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由方格子组成的。为了祝贺我上学了，我姥爷给我买了一双黑皮鞋，是那种方口的，系带的，前面像个牛鼻子样式的。在那个城乡交界处，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非农村户口的孩子是小部分的，包括驻军、医院、学校、公安等部门职工的孩子，这一小部分孩子在当时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称呼：“机关上的”。我穿皮鞋上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家路上，就被同班同学围着打了一顿，他们还编了“小皮嘎，哒哒哒”的顺口溜来嘲笑我。我气得回家就把皮鞋脱掉了，发誓不再穿。

    班主任老师黄冬菊除了体育课音乐课不给我们上，其余课全都她一个人上。她在课后念神童宁珀和谢彦波的天才故事给我们听，我感到自卑，人家像我这么大时，可不是光想着爬墙头钻地洞和给树浇水，那时知道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太了不起了，要当陈景润，就得往那里考。

    我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末由老师指定当过一次三好学生。我把那张奖状挂到墙上，直到挂得褪了色起了皱，还是不肯摘下来。我实在没能料想到的是，打那以后，所有政治荣誉便都与我无缘了。每次选举，就是班主任老师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念到我的名字时，几乎没有人把手举起来。接着我入少先队的事情也成了问题。期末，老师在我的家庭通知书的操行评语一栏写道：“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我妈很发愁：这孩子不会围人（注：济南方言，就是不会搞人际关系的意思），长大了可怎么办呀。

    教室正面山墙上原本贴着主席像，不知从哪天开始，换成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坐在宇宙飞船上，正朝着太空飞去，飞船屁股后面拖着一股很潇洒的白烟，图上有字“奔向2000”。那个数字后面的三个圆圆蛋圈圈真是太让人神往了，现在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2000年就好办了，到了2000年，我大约已经是一个女陈景润了。

    在我种下那棵白杨树两年半以后，父母调动工作，全家迁居，我就跟着转学去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开始上小学四年级。那时全国人民都对发现神童感兴趣，还流行跳级，我班一女生上着上着小学四年级，突然不上了，直接去了青岛一所中学上初中了，她的表现令我羞愧，觉得哥德巴赫猜想的任务可能不会由我来完成了，结果等到我上了五年级时，这个女同学又从中学留级留下来了，回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跟我们一起读小学五年级。

    1997年，也就是我在仲北小学栽下那棵白杨树二十年后，我有机会路过省城南郊。我看到了它，它还在，那么粗壮，那么高大，那么挺拔。正是仲秋，它浑身洒满晴朗的阳光，树干上长出许多个眼睛来，叶子金箔般闪闪发亮，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我的眼泪流下来。

    （《我的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 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