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的洋人

    1927年，北伐军武力接收九江、汉口租界后，兵锋直指上海。英国为保卫上海租界，从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调一个旅，移驻上海。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由此可见。

    在西方人看来，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国人废置的沼泽，是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将上海带动成为一座现代化都市。

    在作为“国中之国”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数西方人过着比在欧美故乡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适的生活。

    按照熊月之等学者的统计，上海外侨数量，1915年不过2万人，1931年就达到6万人。1937年淞沪会战后，不断有日本人进入上海，1942年的外侨总数一度超过15万。二战结束后，大批外侨归国，至1949年，上海外侨只剩下不足3万人了。

    英国人是上海租界的传统“霸主”。很多英国青年在上海寻求发展。路透社记者爱德华·沃德于上世纪20年代从伦敦来到法租界，他发现工资翻了一倍，生活费则只需要过去的一半。英籍犹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后来他靠500美元起家，成为上海有名的银行家。

    在上海，英国侨民的生活让本土人嫉妒，汉学家L·A·里奥即说，“上海的英国居民是一群被帝国宠坏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缴纳少得可怜的一点地税，他们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英国纳税。他们享受英国法律和外交庇护，得到英国舰队（甚至有几年再加一支专门卫队）的保护，而所有的开销他们都推给英国纳税人，自己分文不付。”

    西方侨民在上海奋斗，更在上海享受。上海总会新大楼启用于1910年，是租界内最豪华的建筑之一。一楼酒吧中30多米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通常年长者坐在左侧，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法国总会在“一战”后迁入德国总会旧址，重新装修后，大厅中安上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双螺旋楼梯。总会里设施众多，包括台球房、阅览室、酒吧、烤肉餐厅、赌场、舞场……以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任何国家的人想进入法国总会，都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以保证这里的“上流”属性。

    当然，租界中也有下流的娱乐场所。旧金山的资深鸨母雷西·盖尔，她在上海开办的Line极负盛名。Line里摆着明清家具，铺着波斯地毯，雇佣外国女人，供应法国香槟。后来美国传教士乐灵生在公共租界内发起道德风化运动，迫使工部局关闭了一批妓院。

    西方侨民同样喜欢户外运动。虹口公园是十几座租界公园中规模较大的一个，那里有网球、足球、高尔夫球、游泳池及田径等各种设施，仅1923年，就举行了20场小型运动会，以及405场足球、曲棍球比赛。在1928年以前，公共租界中的公园大多数时候都不向华人开放，日均游客尚有约1.5万人。这意味着，居住在上海的每个外侨，平均每两天就要在公共租界里逛一次公园。而按照西方法律，侨民在星期天休息，比中国人有更多的娱乐时间。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西方侨民的宁静被打破。日军占领上海之初，为维持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没有顺势接收全部租界，侨民生活得以暂时维持原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美、英、荷等国使馆人员随即被软禁，并将以上各国侨民的企业、银行、房屋等作为敌产没收。西方侨民被要求，13岁以上者必须佩戴写有A、B、N、X的袖章，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荷兰和希腊等国家。这些西方人被禁止进入酒吧、剧场、电影院、跑马场等娱乐场所。

    进入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对敌国侨民的政策转向严酷，把上海的6000多名西方人关入了9个集中营。日军只允许侨民携带4件行李，包括1套铺盖和4个皮箱，里面除了衣物，还要装上4天的食物。侨民在集中营中被安排从事种植蔬菜、饲养家禽、打扫厕所、手工劳动等工作，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uglican甚至被要求去清理下水道。

    等到日本战败，重获自由的西方人才发现，街道被战火摧毁，租界被中国收回，过去的一切都成历史。先是7万多名日侨被遣返回国。之后，被释放的西方侨民，不少也陆续归国，开始新的生活。

    几年后，上海再逢大变。属于西方人的上海史，至此终结。

    （《新京报》12.22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