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我在镇江有个家

    1921年10月19日，赛珍珠的母亲凯丽在江苏镇江病逝，安葬于镇江西侨公墓，是年，赛珍珠29岁。30余年之后，赛珍珠在其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深情地写道：镇江乃我之故乡。那时候，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早已不再只是她曾经生活过16年之久的一座异国城市，而且，她的五位亲人还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土地上。

    1896年——也就是在赛珍珠四岁的时候——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在母亲凯丽的强烈要求之下，将他们的家第二次搬迁到了镇江。据说，赛珍珠大学毕业档案上家庭所在地填写的就是镇江。

    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绝对不只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无论是父母在家庭及工作方面的不睦，还是因为外国人身份而导致的与当地人之间事实上一直存在着的“差异”及“隔膜”，都会给早年赛珍珠的镇江经验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记。

    作家薛忆沩曾提到赛珍珠的《大地》第一部最初书名为“王龙”，而且小说中“王龙”的署名方式，也一直没有采用西方人更习惯的“龙王”这样的先名后姓的书写习惯，而是坚持使用这个名字在汉语里的书写方式。他的解释是，在赛珍珠的“经验”与“记忆”中，“王龙”这个名字在其所属于的生活环境中，就是这样被长辈或平辈们呼来喊去的。赛珍珠写作的时候，只有用“王龙”而不是“龙王”这种称呼来书写，才会让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这个名字及其所附着的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曾经与这个名字相关的生活经验，也才会被一次次地唤醒激活。  

    这一说法在赛珍珠的个人相关表述中亦能得到佐证。据说在写作《大地》时，其初稿之构思甚至就是用中文思维完成的，还用汉语写出了提纲，之后才用英文完成写作。这是一种在赛珍珠的时代并不多见的文学写作经验与写作方式。

    在当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辞时，赛珍珠曾不乏激动地申言，“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小说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而当《大地》及《母亲》中所描写的中国人及其生活遭遇到一些美国人的不解甚至质疑的时候，赛珍珠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辩驳：

    在悲惨和饥饿中间生长起来而经历过最残暴的灾难的我，曾经听见过比这位“母亲”悲惨得多的故事哩！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在早晨醒来时没有新的勇气，不想再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可悲哀的。那位“母亲”是始终甘心生活下去的。

    这种回答，显然不一定让之前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事实亦正如此。但赛珍珠对于她笔下的中国人及其生活的“本质”体验及把握的自信，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当她看了她的儿子被处死刑回来时，她固然哭得死去活来，但当她听见她的媳妇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她就跳了起来，又愿意生活下去了。在这样的性格中，没有悲哀存在之余地。对于她，是没有所谓“悲剧”这么回事的。

    这种体验，倘若没有生活的现场感和文化的现场感，倘若没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实在体验，显然是无法获得的，同样也就无法再现。

    1877年，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新教来华传教士大会。13年之后的1890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第一次参加大会者120余人，第二次则为400余人。十年之间，入会代表人数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后来的历史亦显示，许多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0、30、40甚至50年，还有许多去世之后亦安葬在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事实上也是在晚清中国“侨居”的外侨。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书写过回忆录，叙述过他们在中国的“传奇”人生，其中亦不乏饱含深情者。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叙事明显不同于这类“中国叙事”文本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想象与虚构，或者其文学性，在我看来，更关键亦更具有决定性的“差异”，还是在于赛珍珠的中国经验——她几乎就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在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她与镇江的外国侨民社区之间的联系，似乎远不及她与在她家帮佣18年的王妈以及那些陪伴她成长的当地小玩伴们之间那么紧密和那么亲近。

    赛珍珠说：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因为我的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全部是在中国的，所以中国对我，比美国对我更要熟悉、接近，所以我不能阻止我要写中国的一种自然愿望。

    当然，一直到今天，对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及中国人的描写，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究其原因，其中不少与其说是因为赛珍珠的外国人身份，还不如说是因为文学本身。而对于那些对其“外国人”身份及中国叙事资格的质疑，赛珍珠的作品本身，应该已经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同样是丰富辽阔的，也是深沉厚重的。

    (《文汇报》12.4 段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