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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香港）召开前一天对媒体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这对双胞胎姐妹尚处于胚胎未植入母亲子宫时，其中一个基因（CCR5）经过基因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毒（HIV）。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消息发出后引发全球学界震动。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消除遗传性疾病的新型治疗手段，也有人认为这将开启一种全新形式的优生学，能够设计、改造婴儿。“在基因编辑应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我们希望能够脱颖而出。”贺建奎团队在道德声明中写道，这种创新将超越2010年荣获诺贝尔奖的体外授精技术。然而，业内基本共识是，无论是借助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来达到生殖目的，还是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的做法，均得不到伦理上的支持，因为这种尝试有着不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漠视了胎儿开放性未来的权利，甚至背离了人类尊严。
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表示，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HIV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项目实施时其测序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是在铤而走险。该项目的实施可预见的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潘多拉的盒子也许就此打开了。
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疾控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洪洲对这项研究的价值表示了疑问：“艾滋病的母婴阻断非常成熟，如果担心艾滋的亲子间遗传，母亲治疗就可以了，干嘛还要做这份研究呢？它的研究价值何在呢？”他还对这一技术可导致的其它疾病表示担忧：“人体的每个部分都不可或缺，是非常自然的生命，这样做除了伦理，还可导致其它未可预知的东西，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26日下午，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问题不解决，直接进行人体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这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科研创新又坚守科学家道德底线的学者们是极为不公平的。
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对于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我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此事作出回复，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中国科学院学部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27日晚间，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查封贺建奎办公室，并贴上“请勿入内、后果自负”的提示。
事实上，中国科技部和原卫生部于2003年联合颁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明确规定：（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体细胞编辑，而是可以随着生殖细胞，遗传到后代，进而对种系进化造成影响的不可逆的编辑。没有人知道编辑后新诞生的生命将会面对什么，但毫无疑问，人类进化的命运将由此开始改变。
什么是道德的？这是所有科学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婴儿还不能决定自身命运的时候替他做出决定，但又无法替他分担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是否是道德的？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是一种将起跑线提升到受精卵阶段的威胁？如果父母拥有更多的财富、权利，那将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编辑”选择更美好的特质。
（综合人民网、澎湃新闻、新京报网、赛先生微信号、科技日报微博11.26 贺梨萍 赵孟 刘楚 叶水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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