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

    ■张攻非

    1996年5月，新民晚报的子报《新民体育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足球十问》，问得很有道理，发表也属正常。不想《十问》惊动了有关联的多个头：管足球的头，上告分管的头；分管的头找到地方的头；地方的头找媒体的头；媒体的头问责报社的头；报社的头撤了子报的头……最后，上头决定调我到体育部任职并兼任新民体育报主编。

    我很不愉快，回想十几年的经历，常常是做好一件事，很快被人顶替，心里有“桃子被摘”的感叹，但我还是上任履新了。一是因为，我出身军人，从来没有违抗过组织决定；二是因为我想通了，想通的道理是：认命。1982年曾要我去体育版没能去；1986年又让我去体育部管理，我强调不再年轻而滑脱；老了10岁之后，还必须套往体育那个圈子里去，不是命中注定又能怎么解释？因此，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第九次调动。

    新民晚报的体育报道，50年代就是报纸的拳头产品。到了90年代，体育部已是兵强马壮。体育报道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明显的不同，因为比赛是早就安排就绪的，我将其比喻为“计划经济”。那时候，媒体似乎流行“新闻策划”的说法，我是一贯反对的。新闻一定是突然发生的事实，怎么能够事先策划呢。唯体育报道可以在计划好的大赛框架内，做好事先的策划，提出总揽全局的设想。采访从任由个人发挥转变为融合集体智慧的创作，这是到体育部的第一项改革。

    新闻评论的本质是批判。我没有因为“足球十问”的影响而缩手缩脚。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体坛面貌的全部。以中国足球为例，职业化进程中暴露出多层面越来越糟的问题，不对这些阴暗面揭露和批判，媒体就是失职。我们对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现象毫不讳言，直接给予抨击。我经常在评论专栏“壁上观”上撰写300字左右短文，笔名“言中”，取不幸言中之意。这是改革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扩展了新闻来源的渠道。如果说，电视画面是一溪流水，精彩画面的定格就是可以撷取的耀眼浪花。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名保加利亚举重选手先喜后悲的电视报道，进入了我的视线。我们从冲击金牌的全过程中，截取三张照片。第一张是一举成功的傲然挺立；第二张是放下杠铃的狂喜乱跳；第三张是后面选手成绩超过时，他的垂头丧气。三张照片并排刊登，让人从情感的对比变化中，领略喜剧元素，发出会心之笑，丰富了版面色彩。

    第四方面的改革，是提高编辑记者文字的驾驭能力。电视网络的冲击，引发人们的惊呼：传统的纸媒将被替代，报纸恐怕没人看了。我一直不赞同这种观点。科学发展了，即使你带着轻如薄纸的电视机、电脑、手机，随时可以阅读，但从有限的屏幕上，也只能是有限的获取。好比去逛一个商店，屏幕只能让你看到一件商品，报纸却能让你看到一个商店。我因此要求，提高文字表达的故事性、画面性及文学欣赏性；同时在标题的制作上，要求绘声绘色。上海申花0：4输给大连万达，用什么词都难以传达球迷的复杂心情。我们的标题只用了四个字、四个惊叹号：洞！洞！洞！洞！对申花的怒其不争，宣泄殆尽。

    体育部的环境建设有起色了，队伍团结整齐了，业务水平提高了，我原来想干一年调走的念头也打消了。但没有想到，一篇普通的国际足球比赛报道却使我如临深渊。

    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预料。沙特足球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外单位体育记者应约给我们发来一篇球评。球评说的尽是赞扬的话，赞扬的话涉及宗教敏感问题。年轻的体育编辑记者入行时间不长，无知酿大祸，周一报纸出版的当天，引发强烈抗议。情况紧急反映到市最高层，事件定性为“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亵渎宗教的事件”。周二上午，市领导的批示传到报社。我对丁法章说，我是主编是法人，承担全部责任；我对签字的副主编说，内部的责任分工情况，我不说，外面谁知道？这儿没你什么事，编报去。

    在我的交往中，不乏少数民族朋友。我到上海市委统战部，找统战部副部长兼宗教局长陶人观，承认错误的严重性，谈了想说好话却弄巧成拙造成错误的原因。陶副部长知道《新民晚报》一向重视民族团结的宣传，立即召集统战、宗教及民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做好工作的办法。我希望拜访上海伊斯兰教领导人当面致歉，有关负责人亲自陪我在下午拜访小桃园清真寺。我见阿訇时，看见旁边有一个慈善捐款箱。我上前请教，是不是可以捐钱表示心意？阿訇说，行善助人，不分彼此。我从衣袋里拿出钱，恭恭敬敬送入慈善箱，表达的是诚恳的敬意。我们就在诚挚的情意中，沟通了，谅解了。事件风平浪静，也算经历了类似今天所说的危机公关吧。

    （选载二十三）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