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

    2017年，余海波导演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展映后，在深圳大芬村临摹梵高作品的画工赵小勇红了。采访中他说：“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我比他幸运。”

    上世纪90年代初，赵小勇凭着这份营生在深圳和老家都买了房子，有了车。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大芬村生意严重受挫，他也意外迎来了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门前开纪念品商店的客户。对方不仅给他提供了几年稳定的订单，还邀请他去欧洲参观。

    到了荷兰，赵小勇终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迹，金色的麦田近看呈现出实物般的淡灰，每一幅画的油彩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厚，层次却更丰富。他盯着《向日葵》足足10分钟，“我画了梵高20年，比不上这博物馆里的一件作品。”他在画前一遍遍嘀咕“不一样”——过去参照的画册全都有细微的失真，他感悟的笔法大多错了。回国后，他立刻凭记忆临摹了一幅梵高的画，确实不一样了。他至今珍藏着这幅画，3万元都不卖。

    去荷兰前，听从朋友的建议，赵小勇一度去浙江宁波的家居城里开了画廊，专卖面向有钱人的高档装饰画。那是笔不错的生意，一个月开张几单就是几万十几万元的收入。可他心里不舒服，自己成了商人，只需进货，不再画画；商城里的人也在商言商，开始给他好的门面，后来就把他往角落里赶，没觉得他做的是“艺术”，没有尊重。

    从欧洲回来后，赵小勇有冲动，想再接近梵高，突破自己。他在宁波高新区的写字楼租了一间画室，他闲时在里面孤单地画，用强烈的热情画精细的高仿。可状态不对，心很烦，一个生意的电话就能打断思绪。最后他完成了6幅自己满意的高仿作，“像到不能再像。”但放到市面上卖，依旧是几千元。买家觉得再好也是临摹，“不知道画师背后的激情。”他有些心灰意冷。

    赵小勇的家里原本挂着一张仿制梵高的《鸢尾花》，那是他2000年在大芬村接到的第一笔大订单中的第一张画。2016年，家里装修，他让爱人把这张画取下来，卖了6000元钱。买家看中了它的意义和历史感，赵小勇却想和它告别。

    告别梵高是漫长的。至少在2018年，纪录片和“中国梵高”的身份让赵小勇很难摆脱梵高。《中国梵高》展映令他声名鹊起，他画的价格水涨船高。他也又画起了梵高——只不过是精细的高仿，澳门的客人出价高，足以调动热情。一位美国的画商和他签订了合同，一年24万元保证金，预约他所有原创作品，销售另外分成。据说这位画商在中国考察了很多画家，都不满意，唯独对赵小勇感兴趣。因为他是“中国梵高”，有“可以塑造的点”，这在艺术圈很重要。

    赵小勇还暂时离不开梵高。他给自己和妻子画像，依旧是梵高的风格，其他原创作品也大多还有梵高的影子。他迄今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梵高的头像悬在高处，达·芬奇等一众画家在下面伸长脖子、张着嘴，表示惊讶。用他的话说，这象征了“梵高的地位”。

    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包括梵高在广场上作画，他站在后面看；或者是一堆没有眼睛的梵高自画像，寓意着“梵高，包括我们一生都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坦承自己现在还是在用梵高的技法表达自己的思想，钻研出独特的技法或许要很久。他感到恐惧、焦虑时，依旧会去看梵高的传记，然后就感到平静。

    （《中国青年报》9.19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