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以后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老家和城市的距离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鞋，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什么是上流社会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全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正在发生的改变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

    （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9.5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