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任务

    ■张攻非

    1983年春天，北京正在举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孙起孟伯伯知道我到京联系新华社稿件，立即通知我第二天早上到会议驻地找他。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统一战线及职业教育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职业教育思想是黄炎培等中国职业教育先驱者20世纪初期倡导的。解放后向苏联“一边倒”，提倡职业技术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被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帽子，屡遭批判。孙伯伯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写一篇文章，为职业教育正名。

    写发言稿的任务我是完成了，但孙伯伯说我给他“代劳了”这几个字，却重重压在我心头，我能够想到孙伯伯平常会有多劳累。更为揪心的是，职教社同全社会一样百废待兴，人才问题不解决，怎么能够开创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呢？我敏锐地感觉到，职教社还有大事等着我。

    1984年1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福州召开理事会。《教育与职业》复刊引起热议。这次的讨论中，出现一个很强的声音，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物项南发出的。项南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曾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他表示，杂志一定要复刊，有任何困难他帮助解决。我在这一届理事会上增选为最年轻的理事。会议结束，孙伯伯交给职教总社主任杨善继一个任务：“去上海听听攻非对杂志复刊的意见。”我明白，《教育与职业》杂志复刊的任务，孙伯伯要交给我了。我对孙伯伯说：“帮助复刊，我责无旁贷。”但杂志社应紧靠总社建在北京，我担当主要工作有困难。孙伯伯说，你的情况我考虑过了，杂志社就建在上海。 

    最终，杂志社社址定在上海雁荡路80号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楼内；组成了编委会，编委有费孝通、吕叔湘、宦乡、千家驹、沈粹缜、李正文、李尚志等29人，孙起孟任社长、王艮仲任副社长，我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杂志定于1985年5月公开出版发行。

    从酝酿到出版的时间，仅仅留了5个月的空间。5个月，要申请刊号、办工商登记、定刊物开本字数、组稿编稿、排字印刷、联系发行等等一连串工作，简直就是在完成一个“不可能”的计划。何况初期到位的只有我一个人，并且我每天还必须到晚报去编报。那段时间，我每天一早到报社编报，下午开过编前会后，4点赶到杂志社处理经营管理类事务。在家吃完晚饭，又到距家不远的杂志社看稿，晚10点半回家休息。一个人要做应该是一班子人所做的工作；身居局级主编位置，一分钱岗位津贴不拿；联系工作请人吃饭自己掏钱。赔钱而又拼命图的究竟是什么？

    图的是对“文革”后翻身的报恩，图的是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图的是实现人生的价值。我唯一得到的“物质享受”，是总社为我配了一部专车。

    说到专车，有一件趣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费以及车辆、办公用品配置，全部由全国政协包揽。我与全国政协机关沿袭着父亲的关系，一直有密切的往来。他们凡到上海办事，不论是局长还是工人，我一视同仁把他们当成兄弟，热忱接待又尽力帮忙。一听说配车是给我用，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已提前给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换了中德合资的新型国产轿车。换下的进口旧菲亚特轿车，一周之内送到上海。这件小事，说明了关系学的重要。我所讲的关系学，没有物质交换的成份。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所建立的友情，是不随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戛然而止的。政协几十年前的朋友今天仍是朋友。

    转眼到了2月下旬，中央在京举行一个会议。趁这个机会，孙起孟社长邀请了部分与职教事业有历史渊源的地方领导人和在京各界人士，专门听取《教育与职业》杂志复刊进展情况的汇报。这个时候，复刊号的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排字组版按序顺利进展；邮局开始向全国征订。原定5月20日出版发行的计划完全可以实现。  

    面见孙伯伯，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由他出面请胡耀邦总书记为刊物题词。我是从宣传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本刊物重新出版，全国发消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总书记为之题词，消息就具有全国性意义了。孙伯伯同意了。1985年3月22日，有专人送来胡耀邦的题词。3月24日，题词又送来一份。来人解釋说，耀邦同志觉得前一次写得不够满意，又重新写了。总书记的题词是“重放光彩”四个字，落款是：胡耀邦1985年3月23日。

    1985年5月21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教育与职业》5月20日复刊发行，胡耀邦总书记题词的消息，停刊34年的新生杂志被广泛报道。首期发行近万份。 

    （选载十七）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