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视马克思交往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交往形成了人类积累、传递、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机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动物生物遗传机制的社会遗传机制，从而使生产力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实现生产力的世代继承和不断发展。没有代际交往，前一代人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就不可能传给后一代人，就会“断代”，一切就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没有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就不可能转移到其它地域，生产力的发展就只能在各个地域“单独进行”，甚至失传。

    马克思生前和逝世后的较长时间内，其交往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更是无从谈起。重新思考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内涵和交往理论的作用，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各民族或共同体之间几乎没有交往的远古时期，社会的转变和发展都是自然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远古时期的人们是“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然发生的社会形态就是社会发展中的“原生形态”。

    当交往发展到区域交往，当战争成为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时，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派生形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某一民族、国家内部自然发生的生产关系是原生的生产关系，即第一级的关系，而派生的、转移来的生产关系则是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即第二级、第三级的关系。第二级、第三级的关系不是在这些民族、国家的内部自然发生的，而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造成的，是由外来民族“导入”、“带去”的。这里，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处于较高社会形态、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带给处于较低社会形态、被征服者的民族的；二是处于较低社会形态、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带给处于较高社会形态、被征服者的民族的；三是征服者民族和被征服者民族处于相同的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

    这三种情况对“派生形态”有着不同影响，它或者使“原生形态”“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物”，或者使“原生形态”“较为完备”。“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的长期统治（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反过来，也有大量的“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这些社会形态都属于外来民族“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

    当交往从区域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历史便转变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民族的“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形成。生产的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建立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通过交往，尤其是战争交往，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而“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即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因为它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因为“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当交往发展到区域交往时，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之间便会产生相互作用，从而造成了个别的跨越现象。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者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交往形式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跨越了奴隶制度而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度。

    当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某些较为落后民族、国家内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就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较为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较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某些较为落后的民族、国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从而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直接走向先进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曾概括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四条道路:一是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二是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三是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四是“从自身开始”，例如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其中，第一条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自然发生的道路，第二、三、四条则是在世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而一些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缩短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或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秘密也在于世界交往，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如果说在区域交往的条件下，某个民族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的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那么，在世界交往的条件下，这种跨越现象则成为普遍的、常规的现象。这样一来，具体民族发展便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道路便呈现出多样性。

    正是基于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对世界交往寄予极大的希望。

    （《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 侯振武 杨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