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拓展近代文史研究边界

    围绕近代海量的日记，8月21日至8月24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凤凰出版社协办的“微观史、中心与边缘：日记与近代文史之学的拓展”工作坊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伊始，新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5辑也首次亮相，包含《袁昶日记》《有泰日记》等稀见史料14种共20册。

    大量近代日记不仅从细节上丰富对清代政局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治现象和制度变迁，从而立体呈现清代政治的完整图景。戊戌政变时慈禧训政是两宫面见枢臣临时的决策，还是光绪与慈禧密商后从容的决断？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为何不见于军机处档册？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一文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利用廖寿恒日记对慈禧训政后的中枢决策及朝局做出细致梳理。韩策（北京大学）在《江督非湘人不可：晚清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中认为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但这一现象至1880年代才逐渐形成。这与中法战争形势、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朝廷平衡湘淮南北等多种因素有关。

    日常生活为日记研究的重要内容，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居乡诚不易——从〈何汝霖日记〉看一位晚清显宦的乡居生活》对军机大臣何汝霖的乡居生活做出细致的个案分析。张剑以何汝霖道光年间回乡丁忧日记为研究对象，写出朝廷大员乡居的烦恼。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烦恼来自仆人、塾师、巿井亲友等基层人物。譬如何汝霖家的仆人徐、陈两个老妈子，闹得家中鸡飞狗跳，不得安宁。高官有寻常生活，一样逃不脱中国社会的人情大网。

    与会学者表示，日记既能在微观上揭示历史，也能弥补甚至挑战宏观历史研究。

    （《中华读书报》8.29 尧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