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孩子的童年时代也仅仅留下了几张照相馆里摆拍的照片。非常幸运,我留下了一本40年前的老相册,里面有很多童年的生活照,这得益于我有一位热爱摄影的父亲。
父亲1949年参军,那年他14岁,本来在部队前途无量,不幸的是他30多岁就得了脑溢血,好不容易抢救过来,落下半身不遂,于是只能病退回家休养。小时候我对爸爸的印象是他几乎无所不能,他会设计制作家具、会做饭、会养花种菜,甚至会做衣服。因为妈妈工作忙,爸爸在家中几乎负担起全部的家务,包括辅导我和姐姐的学习。
自从爸爸迷上摄影后,我和姐姐就成了他的模特。他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即使是二手的也价格不菲,他甚至还自己买了用来冲洗放大照片的药水和设备,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暗房。
我和姐姐的生活照是这个相册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完美地描绘了我们的童年,虽然不富裕,但是质朴、纯净、幸福。
这些照片的背景和道具反映出很多时代特色,比如我们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图1)。当时,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主席像章成为一种时尚。我记得家里曾经攒了一大堆像章,但是几次搬家后终于不见踪影了,如果留到现在,也算是收藏品了。
我和姐姐在照片(图2)中阅读的《小朋友》杂志是当年我们唯一的课外儿童杂志。它里面有很多漂亮的画,我和姐姐把喜欢的在本子上临摹下来,这大概是我最早的绘画启蒙。
这张照片里还有个值得一说的话题,就是我和姐姐穿的花棉袄,那时还没有羽绒服,这是当年北京女孩冬天的典型服装。我记得棉袄是请人弹好棉花自己在家做的,我和姐姐用的是同一块花布,经常有人问我俩是不是双胞胎。那时学校和家里都没有暖气,需要自己生炉子,室内比外边暖和不了多少,所以,除了睡觉时,这花棉袄整个冬天不离身。
同样难忘的记忆还有小人书。这张照片(图3)估计是我爸给我们姐俩儿摆拍的,我抿着嘴,好像在拼命忍住笑。记得上小学时,老师让每个人从家里带几本小人书,放在班级的一个大箱子里,午休时间大家围着箱子抢小人书成了一大盛况。通过小人书,我知道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古典名著,它们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当年课余时间除了看小人书、玩跳棋,还有不少娱乐活动,由于住在院子里,可以很容易组织集体活动,诸如跳皮筋、拽包、跳房子、三个字儿、扔羊拐等。每天玩到天黑,各家大人招呼吃晚饭才恋恋不舍地解散回家,比之现在的小孩每天拿手机打游戏不知道快乐多少倍。
(《北京青年报》8.14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