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系”外壳下的黑色内核

    2018年5月20日，是枝裕和站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手里捧着金棕榈奖杯，对着所有人说：“我的腿一直在发抖呢。”台下看客登时笑作一团，没有人相信他的“鬼话”。在凭借《小偷家族》一片蟾宫折桂之前，他已经数次登上过戛纳舞台，全世界都知道有那么一位导演，以“治愈”之名宣扬“残忍”之道。

    是枝裕和出生的次年，也就是1963年，日本国宝级导演小津安二郎去世了。好像这是上苍刻意的安排，收走一位以细水长流式手法炮制家庭电影的匠才，便要还予世人一位别样的继承者。那时恰逢二战刚结束，几乎所有日本普通人家都在为柴米油盐发愁。是枝裕和就是和百废待兴的祖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同当时早已厌倦了战争的日本人一样，他开始逐步以家庭为重心去努力生活，摸索着怎样通过对人性的细致解构来了解自己，也体贴他人。

    1995年拍摄的电影《幻之光》奠定了是枝裕和电影的风格，这是一部打着“爱情”旗号的心理探索电影，讲述某天清晨，丈夫如往常一般离开家去上班，却在地铁站台上卧轨自杀，妻子对丈夫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艰难的困惑期。电影以大量中景和远景构成，深邃幽静的叙述，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三年后拍摄的《下一站，天国》更是令人胆颤的杰作。是枝裕和将镜头对准死后的世界，以死者视角去赞颂生之美好。

    但是，与看起来安之若素的影像表达不同，是枝裕和绝非那种只拘泥于小格局的“家庭作坊”派。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我认为，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媒体应是游牧民。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站在外部持续不断地批判内部，使居民所处的社会更加成熟，我以为这才是媒体报道的立场。”

    之所以有这样的觉悟，与是枝的家族不无干系，其祖父母因属同一姓氏，在日本无法结婚，他们只好跑到台湾高雄生活，这才生下了他的父亲，所以早逝的父亲生前总是念念不忘台湾。历史环境的变故，与日本人观念的进化，都是推动文明的主力。这才令是枝裕和对“社会”的概念有着最为复杂的认知，也是他能较其他日本人的观念要更为开明的原因。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两部代表作——《距离》和《无人知晓》。

    电影《距离》和《无人知晓》大抵是“治愈系”鲜少会选择的题材，因为太敏感。前者破天荒地将镜头对准了邪教自杀成员的家属，以一场特殊的祭奠之旅揭开最深的伤痛。要知道，那时候就连作家村上春树这样的“国际主义者”都只能站在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的一边，也就是“高墙与撞向它的鸡蛋”中“鸡蛋”的一边。而是枝裕和显然更懂“鸡蛋”的本质，罪人与赎罪者他是区别看待的，如果说邪教教主作恶属于丧心病狂的“强者行径”，那么其无辜的家属遭受“连坐”之灾则是日本人精神层面中最苛刻的一环，《距离》就是要打破这层禁锢，给观众看看更为脆弱的“鸡蛋”是什么样的。

    而《无人知晓》的问世，则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是枝裕和的“狠”，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的是一位离不开情欲纠葛的母亲总是屡屡失踪，抛下自己的一堆孩子，仅12岁的长子只能背负起养育弟妹的责任，导致最小的妹妹横死。

    从那以后，是枝裕和与小津派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哪怕是像《步履不停》这样的纯家庭式电影，说的仍是人性中的灰色地带。片子里的老母亲本该是最慈祥的家人代表，但提及儿子因救人而丧命的伤心往事，她说出了这样的台词：“我就是要让那个被救下的人知道，我那么优秀的儿子，却换了一个庸碌之辈的性命，太不值了！”

    是枝裕和说：“我不喜欢主人公克服弱点，守护家人并拯救世界这样的情节，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

    （《世界博览》2018年第11期 暗地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