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春晚的文化意义

    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安身立命所在，春节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集体节庆文化仪式，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神人共通、融物质滋养和精神涵化为一体的节日。乡村春晚近年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全国性公共文化现象，乡村以“春晚”的形式登上“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化舞台，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

    1978年冬，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同步，中国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除了继续坚持集体经济形式的华西、南街等少数村庄，中国的村庄逐渐“转轨”到以劳动力、资源、土地向城市输出为主要路径的变迁进程。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农村的困局也逐渐形成：集体经济的衰退、村庄的空心化，甚至村庄本身的消失——毕竟，在主导的现代性模式中，现代化意味着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几乎与农村改革同步，电视作为最有效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机器在中国城乡普及。然而，电视进入农村千家万户的过程，也是村庄和农民失去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因为电视带来的是农村文化生活从集体性和社区性到个人化和娱乐化的转型。

    在这样的语境下，1983年央视第一次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就城乡关系和中国的文化表征来说，就有了非凡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正当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改革马上启动的时候，央视把春节这个传统农耕社会的节日以一场晚会的形式媒介化、国家化和重新“民俗化”，看央视春晚变成了全国人民新的“年夜民俗”，此后，作为一个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对逐渐逝去的农耕传统在意义层面的致敬和征用，春晚成了央视最重要的仪式性节目。央视也利用一时无二的核心媒体地位似乎垄断了春晚，春晚几乎等同于央视春晚；另一方面，除了《超生游击队》和《昨天今天明天》等少数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节目以外，30多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作为中国农耕文明承载者和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形象寥寥、面目模糊，他们往往是被污名化和作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他者”呈现的。同时，与电视作为以个体、最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娱乐相关，当央视春晚把“家”和“国”直接联系在一起，以特定的“家国”情怀“召唤”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时候。这里很难找到村庄这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单位的角色与地位。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到了2015年春晚，作为那首回肠荡气的《乡愁》歌曲的背景，乡村已成为饱受“无根”的现代性和包括雾霾等“城市病”煎熬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小资寄托“乡愁”的符号。虽然春节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节日”，央视春晚已然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共同的年夜文化仪式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在2016年浙江缙云县官店乡土戏曲春晚现场直播的“春节：我们的节日”，就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它代表了中国的农民，在共和国的历史中，一边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一边经历了自身的锻造和提升因而具有了文化自信和主体性后重新在表征层面登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在这里，村民不再没有文化，不再是被呈现者和城市的“他者”，而是作为主体登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更为实质的文化层面上，它代表了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文化活动的回归。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2期 赵月枝 龚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