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孟侯
一遇:前年,写完一本30万字的纪实文学书,书名是《上海犯罪现场调查》。我找到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请他为我的书作序。赵丽宏说:你已经写了有20本书了吧?不用再叫人写序,自己作序就可以了。
幸亏赵丽宏还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否则我也许就像学者谢楚桢那么惨了。谢楚桢在1921年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然后请他的老同学胡适写序。胡适认为书写得太差,没有出版的必要,拒绝为谢楚桢写序。
赵丽宏不为我写序,我便忐忑起来,于是我请了叶辛先生为书作序,又请了张声华先生写了第二篇序,有了两位大咖为我保驾护航,我气壮了不少,似乎不再抖豁。
二遇:1982年,我写了一本报告文学集《现代漂流瓶》,请报告文学家罗达成作序。他问:怎么写?我说:你怎么写我就怎么登,一字不改。
罗达成在序言中写道:“作为朋友,作为同行,我为他的成功和得意而高兴。但又为他少了当初那份刻骨铭心的追求而感到有些遗憾。同类题材写多了,有了特色,但同时也有了某些自相重复,应当寻觅那种更高境界的征服力和感染力。倘是他横下一条心,他本可以上一个台阶,跻身于那一批拥有更多读者的散文名家之列。但很可惜,就差了那么一步……”
这种辣辣豁豁的序言现在稀有了,多的是捧场,多的是言过其实的夸奖。但是罗达成写的序言也太狠了一点吧?并且一语成谶,至今我还没有成为“散文名家”,那个“台阶”说什么都没跨上去,真的就差一步。
三遇:2016年我要出版一本幽默散文集《幽默快递》,我请文艺评论家刘巽达作序,他快人快语快笔,第二天就写好发到我邮箱。序的第一段是这么写的:“邀人写序,通常是看重写序者的名头: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作者站台,用不好听的形容,叫作狐假虎威;用好听的形容,叫与有荣焉。无论怎么形容,读者心知肚明:作者是想借一点名人的光,诚可理解也。假如作者邀请到的写序者,名头还不如自己,不但借不了光,还要被人借光,做这样的选择,除非脑子是被枪打过了。这个童孟侯,脑子就是被枪打过的。”
唉,请人作序,还被人打了一枪!说实在的,我不就是想“狐假虎威”一下吗?幸好刘巽达只是调侃了我一下,而没有用过多的文字批评我。
如今,我也渐渐开始神气起来,偶尔为几位文友的书作序。但是,我从来不敢婉拒文友的请求,从来不敢像罗达成先生那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尖锐地指出作者的不足,从来不敢像刘巽达先生那样把枪对准作者,一枪打在脑门上。我一般写一些温存的话,褒奖的话。我是过来人嘛,充分体验过请人写序之甘苦,对文友客气一点总是不错的。
(《解放日报》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