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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05月26日 星期六

    童年创伤造就电影大师

    《 文摘报 》( 2018年05月26日   06 版)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出生在瑞典中部城市乌普萨拉一个牧师家庭,上有一哥下有一妹。因为是携带着母亲的感冒病毒降世,他曾被医生断言会死于营养不良,外婆的贴心照顾让他逃过生命之初的劫难。或许因为早早与死神打过照面,伯格曼天生敏感,渴盼父母关爱的程度远甚于普通人,他对先行讨得双亲疼爱的哥哥充满仇视,更对后来几乎夺走父母全部宠爱的妹妹满怀嫉妒。

        为了引起父母注意,伯格曼使出浑身解数。假装生病的招数起初成功换回母亲关爱,后来得到的只有她一眼识破的冰冷。伯格曼孩童时代和父母一言难尽的关系,导致他与两人不断交恶,冷战多年。《呼喊与细语》(1972)中躲在远处一脸哀怨观望母亲与妹妹亲密互动的艾格尼丝,《假面》(1966)里打出生便被母亲唾弃丢在角落的男孩,是与童年的他“同病相怜”,但无法依偎取暖的兄弟姐妹。

        10岁那年的圣诞夜,伯格曼拿100个玩具锡兵从哥哥手中换来一台电影放映机,这台被他誉为“魔灯”的机器,从此变作他发挥想象、纾解情绪、照亮世界的载体,开启了他与电影之间的情仇恩爱。除了电影放映机,在外婆家自制的剧院模型也是他心爱的玩具。

        虽然伯格曼在电影界的影响力远大于他在戏剧界,但他对戏剧的热爱却超越电影。他常往电影中植入戏剧元素。《夏日插曲》(1951)中的芭蕾剧场、《第七封印》(1957)里的小丑艺人、《假面》里的中年戏剧女演员,成为一个个象征符号。对照他的五次婚姻来看他那句名言“戏剧是妻子,电影是情人”,可以说,他对戏剧这位“妻子”的忠贞,远超过他在现实中建构的夫妻关系。

        如果探究伯格曼缘何如此热爱戏剧,斯特林堡要从伯格曼热爱的名剧作家队列中挤到头排。十多岁时,伯格曼虽然尚读不懂斯特林堡的剧作,但已从中感受到猛兽般既野性又狂热的冲击力量,正是从小就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期待与压抑的文字呈现。他不仅四度将《鬼魂奏鸣曲》《一出梦的戏剧》搬上舞台,还时常把斯特林堡笔下游荡在斯德哥尔摩街巷的亡魂“请进”银幕,成为他童年梦魇的忠实伴侣。

        亡灵也好,死神也罢,不过都是伯格曼借助摄影机回望童年的道具。他对伤痛与耻辱的耿耿于怀、婚姻与家庭的无情解剖、宗教与信仰的怀疑否定,对应到电影,是《秋日奏鸣曲》(1978)中母女矛盾的无法调和,《婚姻场景》(1973)中夫妻关系的变化无常,《冬日之光》(1963)中神职人员与上帝渐行渐远。而《沉默》(1963)里在儿子眼皮子底下与陌生人偷情的母亲,无疑是对伯格曼儿时见证母亲出轨的情景再现。当年父母就此发生的激烈争吵,带给伯格曼难以磨灭的重创,好似斯特林堡文本里的鬼魂与他正面相撞。

        实际上在伯格曼的内心深处,一直藏有家庭团圆的企盼。母亲去世之后,他以她不同时期的照片作为素材拍了一部短片《卡琳的脸》追思。而早期代表作《野草莓》的尾声,老医生“穿越”回到过去,年轻的父母正在湖边垂钓,他们冲他挥手的动作,令他泪下。伯格曼在自传《魔灯》记述晚年回忆拍摄《野草莓》的情景,称不曾意识到那是对昔日自己离家出走一别数年的懊悔不已,那是向父母发出的一次乞求:“看着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法罗岛的家中安详过世,遗体也被埋葬在这座被他视作完美构筑童年家园记忆的岛上。温柔乡的肉身之死,或许换取灵魂的永世安宁,令他自此进入被父母关爱的酣畅梦境,不会再被惊扰吓醒。

        (《北京日报》5.10 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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