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的西南边境保卫战

    参军时，我一直有和父母通信的习惯，我在1979年春天跟父母在信中谈过一件大事，关系到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事，即1979年2月19日，发生了那场著名的“西南边境保卫战”。

    我们总站原本不会参战的，毕竟是固定台站，不是作战部队。但因相邻的十三军上了前线，我们也就间接地参与了。

    我差不多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夜班。二十出头正是能睡的时候，每次值夜班都很难熬。尤其是前夜班，即晚上7点到半夜2点。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只得站起来在机房里走，可是走着走着人靠到了墙上，马上就睡着了，然后摔倒。

    由于战事，电话量也加大了。我值班时，几次接到前线打来的电话。那时线路质量差，经过几个总机转接后声音很小，小到听不见。用户着急使劲儿拍话机，我在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帮他们在中间传话。有一次传的是噩耗，军里一位干部的孩子牺牲了。打电话的那位军官，让自己的妻子去安慰牺牲战士的母亲，而他的妻子听到消息，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以至于我以为电话断线了。

    还有一次，前线一位军官接到家里的信，说孩子生病了，他很着急，但他的家是河北农村那边的，我们的军线怎么也转接不过去。而他打一次电话又不易。我就让他先挂电话，约好时间再打。我下来后想尽办法，千难万难的，把电话打到了镇上，找到了他家里人，问清楚了情况，孩子问题不大，我再打到前线部队，把情况转告给他。他很激动，后来写了一封感谢信到连队表扬我。当时规定话务员不能说自己的名字只能说代号。我是42号。他就热情洋溢地表扬了42号话务员。

    最初开始行动时，连里还不让我们告诉家里。但很快，父母就从广播报纸上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没什么可保密的了。

    前方撤兵了，我们也没有再上前线的可能。但目前一级战备还没有解除。从下星期开始我们连进行七天的支部整顿。

    （1979年3月7日）

    我近来心情也挺舒畅。一是家里有喜事，二是自己的学习工作比较顺利，一级战备已解除，夜班相对少了一些，原来一个月有一半时间上夜班，现在有三分之一上夜班。

    战事结束后，我们还吃到了一点战利品——菠萝汁，是罐头，三个人一个，虽然没有多好吃，但意义特殊。

    （1979年4月1日）

    那个时候我很想上前线去看看，脑子里对战争的想象都是小说里输入的，完全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一看这么快就结束了，还有些失落。很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位跟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他一当兵就上战场了，亲临了那场战争，我看了他写的回忆录才知道，那可真的是和浪漫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只有残酷和血腥。

    十三军从边境回撤时，开了好多苏式大卡车回来，浩浩荡荡地开进大院。我们都去围观，感到很骄傲，好像那也有我们的一份。

    之后军部开庆功会，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前来慰问演出，我们也被邀请去看了。印象最深的是歌唱家长征，当时特别火，又会唱又会跳，连唱了五六首歌都下不了台，战士们使劲儿鼓掌，甚至吼叫，整个会场嗨翻天了，感觉从战场上下来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

    这场短暂的仅仅一个月左右的局部战争，令我在当兵期间与战争发生了一次间接的关系。但是没想到，我读大学后，硝烟再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才彻底了结。

    （《家书：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裘山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