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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攻非
1949年9月2日，这是重庆人很多年谈虎色变的日子。那天下午，陈伟芳叔叔带我和妹妹张明非到市中心的“唯一”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放了一段时间，影院外面突然传来哄叫：火烧了!火烧了!陈叔叔拉着我们就往外跑。街上已乱成一团，人像无头苍蝇乱窜，汽车喇叭像夜间野狗乱叫。
混乱中，陈叔叔遇见一个熟人，才知道朝天门一带燃起大火。我家正住朝天门方向，我们在疯挤的人群中拼命奔跑。逃到家门前的督邮街，听见好事扎堆的人中，有人高叫“抓放火的共产党”。一进家门，母亲焦急地对陈叔叔说，高明刚刚离开。制造事端加害无辜，国民党特务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们一家担心高明，顿时惊恐万状。
第二天，重庆报纸公布了灾情，这场大火烧毁街巷37条，学校10所，死伤近7000人，灾民达41000人。另外得到的消息是高明叔叔已经被逮捕，关进了渣滓洞。高叔叔在牢中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酷刑，双腿被打断，黎明前，牺牲在特务罪恶的枪口下。这种环境使我小小的年龄，已经种下知爱知恨、知善知恶的种子。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自11月26日起，学校停课了。江北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响，街头也间断迸发零星的枪声。母亲不让孩子们外出。我胆子大，趁其不备，悄悄溜到督邮街上。督邮街是通往朝天门码头的一条干道，逃出重庆的人一拨拨牵儿拖女、肩扛手提，疾走江边。家对面有个茶馆，里面挤满了带枪的衣衫不整的国民党士兵。忿怨的叫骂声，隔街都听得见。他们骂那些当官的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以后，督邮街又成为惩恶的见证。我看见大卡车一车车拉着来不及逃走的特务，押解到河滩枪毙。
重庆解放不久，父亲奉调北京工作。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在重庆的生活即将结束。记忆里留下的在重庆最后一幕，是欢送解放军进藏。
1950年春天，我们的小学进驻了很多的解放军。他们白天带着枪和背包坐在操场，晚上睡在冰凉的教室地上。我认识了一个大个子北方兵，他的脸长长，眼睛瞪得很大。我亲近他的原因是他会悄悄地让我摸摸枪。那一天，他说要和我告别了。第二天，我早早赶到学校，看他们集合、列队、掮上枪跨出校门，融入夹道山呼的人群。我的眼眶湿润了，目送我的兵朋友背影渐行渐远，一个念头突然扬起：长大我也要当兵。
1951年，父亲回到重庆，准备携全家搬迁北京。我的二妹张厌非1948年出生，三妹张平非1950年出生，迁徙的是一个大家庭。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后，站台上接我们全家的人是孙伯伯。孙伯伯名孙起孟，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我那时不可能预料到，孙伯伯会对我的一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北京的第一个家，安在西铁匠胡同。家安顿好后，最紧迫的事，就是安排我和大妹妹张明非进学校读书。西铁匠胡同径直往东，是东铁匠胡同。胡同里对面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北京名校，北京师大二附小；另一所叫东铁匠胡同小学。北京的学制是夏季招生，教材也与重庆不同。我到北京之前，在重庆已读四年级上（学期）。怎么插读，父母也没有底，就先让我到东铁匠胡同小学读读看。这一试读，麻烦出来了。我一口重庆方言，老师听不懂；而老师带着儿化音的、比重庆话语速快得多的北京方言，更让我挠头不知所云。父母让我赶紧学北京话，我竟犟头倔脑地说，不学，重庆话好听。父母亲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但到了学校，我竟与妹妹张明非编在一个班，又从二年级重读，留了两级半。人的命里，仿佛有道符咒，箍紧着你转来转去。我读书的这一次变动，导致我以后生涯的连绵变动。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行业到那个行业。
1955年的夏天，我初小毕业。家搬到离父亲机关很近的六部口。搬到六部口，离东铁匠胡同小学远了，我又要择校。离家不算远的和平门有所名校，是北京师大一附小。踏进校门，我渐渐知道，学校的教育蕴含树立奋发读书、为国成材的志向。一天，学校来了一个陌生人。正是课间休息，我们在校园里嘻耍。陪同的校长招呼我们围过去，非常激动地向我们介绍那位陌生人说，他就是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他从美国归来参加我们祖国的建设了。他是我们的校友！钱学森到母校的探访，让师生兴奋了好多日子。一个决心震荡着校园：读书要学钱学森，长大要做钱学森。也是在这一年，学校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名由邓颖超亲笔题写，邓颖超是1912年建校时的第一批教员。
（选载二）
（《命运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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