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党有这么大的勇气很了不起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习近平

    ■叶辉

    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龚明的文章《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发表看法，为马寅初的遭遇鸣不平，要求为他平反。

    龚明的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从中央开会回来，一进办公室就打电话把记者邓加荣叫来，给他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光明日报》呼吁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正在研究准备为马寅初平反。杨西光认为，《光明日报》必须率先刊发为马寅初平反的报道，一则《光明日报》是中国最权威的面向知识界的报纸，是党团结和联系知识分子的纽带和桥梁，报纸的定位赋予了《光明日报》这样的职责；再则，《光明日报》与马寅初有很深的渊源。因此，他让邓加荣尽快去采访马寅初。

    急切的背后，是《光明日报》历史上的一段隐痛。

    1956年和1957年，马寅初两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我国人口必须进行有计划控制的观点。1957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作了一篇名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演讲。7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文章从科学技术、人民的物资水平、人民的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根据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很快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1958年和1960年，媒体两度发动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批判文章，而这两次批判，《光明日报》都是“先锋”。当时正在广州出差的马寅初，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时，气愤地一甩袖子说：“光明日报不光明！”

    马寅初是一个骨头很硬的学者。国民党时期，他曾在南京抬着棺材去总统府谏诤，准备杀身成仁，此举曾声震朝野，誉满学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政治和学术事业都迎来了新生。作为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从经济视角提出的新人口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担当。在《新经济学》中，他用简单明了的话语道破了新人口论的奥秘：“物质增长是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加。”他的“边际效用论”是这样阐发的：一个人吃三碗饭能吃饱，若只吃了两碗，就不算饱，只有吃完第三碗饭才算饱，而第三碗饭的效用就叫边际效用。他就是这样用最直白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讲述得一清二楚，让学术为大众服务。

    面对媒体的批判，他公开发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他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从《光明日报》自身来说，推动为马寅初平反，是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这也是杨西光强调《光明日报》“必须”率先刊发为马寅初平反的报道的理由。

    此时的《光明日报》，正处于历史上大放光明的时期。一年前的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点燃了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导火索。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讨论，深入批判了“两个凡是”，清算了长期以来横行肆虐的极左路线，击碎了禁锢中国人的精神枷锁，解放了十亿中国人的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假如说这个时期《光明日报》对张志新、遇罗克的报道，写出了普通知识分子对极左路线的抗争，那么，为马寅初平反的报道，展示的是这张报纸知耻而后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播撒光明的果敢与担当。光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主办主管的一张党报，作为面向知识分子的第一大报，总是在历史最关键的节点上，呼喊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最迫切的心声。

    接受了总编辑亲自交代的任务，邓加荣和光明日报摄影记者成静平冒着酷暑，走进了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四合院。邓加荣说，他曾来过这里，就在马寅初家旁边的34号院住着哈工大校长李昌，他曾采访过李昌，李昌夫人也是一个经济学家。

    据邓加荣的回顾，上世纪50年代，马老对《光明日报》是非常友善的。担任北大校长时，他曾为《光明日报》写了很多很有分量的文章，特别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应光明日报聘任社外编辑的要求，批准了北大的翦伯赞、邓广铭、金岳霖、陈岱孙等著名教授担任光明日报的“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专刊的社外编辑；凡光明日报记者来访，他必放下手头工作优先接待。

    此时，在蒙冤近20年后，面对光明日报记者的来访，老人表现了一个大家的宽阔心胸，也许岁月的流逝早已将老人心中的积怨涤荡殆尽。而且，他想不到的是《光明日报》率先发出要为他及“新人口论”平反的呼吁，这使他很是感动。

    时年98岁的马老是在病榻上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的。此时的他下肢瘫痪，听力微弱，讲话已非常费力。他躺在一张很大的双人床上，床上堆放了许多报纸。由于耳背，邓加荣的采访只能由马老的儿子充当翻译。当邓加荣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时，老人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一件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只有共产党有这样伟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党有这么大的勇气很了不起！”

    采访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当听说邓加荣是学经济的，马老很高兴，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的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建设带来很大困难，再不解决人口问题不行了！”

    邓加荣告诉马老，许多人近来在报上看到登载人口问题的文章，便不约而同地想起首先指出控制人口的重要性的马寅初先生来。有一个原在北大学习的同志给光明日报社来信说：“北大校友相聚一处时，常谈起马老来。大家都钦佩他，同时也为他遭受的冤屈感叹不已。实践已作了有力的回答，马老的人口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二十多年前就按照他的意见办，我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还有人写信说，听到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还活着，“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衷心希望这位老人健康长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多为我们出些好主意”！更多的人来信，要求在报纸上介绍马寅初先生的近况，宣传他关于人口问题的非常有远见的理论，为他恢复名誉。 

    听到这些情况时，马老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让记者向广大读者转达他的谢意。

    采访顺利完成，当成静平要求为马老拍照时，马老主动要求坐到轮椅上，让家人把他推到院子里照相，留下了一张满园生辉的全家人合影。这张照片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后成为马寅初各种画册中必选的一幅。

    采访回来后，邓加荣很快写出了报道。原标题有一个很长的修饰定语，当时的总编室负责人认为，什么样的修饰定语都显得不够分量，仅仅是“马寅初”三个字，就已经是沉甸甸的了！最后商定，用了最朴实、最亲切，同时也是最有分量的标题《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

    7月20日，《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在《光明日报》刊出。

    文章开头写道：

    再过两年，马寅初先生就满一百岁了。现在，他长卧病榻之上，但神志还清楚，与人谈话兴奋有力。当讲到报上最近发表的一些为他“新人口论”平反的文章时，他向记者连声说：“人口多，问题多，这个问题早一天解决，困难就少一些！” 

    文章中披露了很多细节：

    马寅初先生坚持科学的态度，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他对报刊上二百多篇批判他的文章逐篇细读，有些合理的因素他虚心采纳，以便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与真理和现实背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学术性的论战，连续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说理性文章。 

    受批判期间，有几位老朋友找到马老，劝他不要再坚持了，站出来认个错就完了。他对劝告他的朋友们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真理愈辩愈明，不能一遇到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应当知难而进，决不应当向困难低头！”为了能够更好地弄通马列主义，他以偌大的高龄还继续坚持学习俄语，以便能直接看列宁原著。

    1972年，马老得了直肠癌。手术之后，周恩来总理派专人到医院探望他，后又详细地听取了探望人员的汇报。手术后，马老的身体比从前衰弱了许多，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但是，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却一直与国家和民族的脉搏紧紧相连。1976年1月，他打开报纸，看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只看了标题，就把报纸放下，沉痛地合上了眼睛，止不住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坚持要到医院与总理的遗体告别。在现场，他要家属将他的手推车绕总理遗体再转一圈，他说他要鞠躬。最后在他一再坚持之下，由家属搀扶向总理遗体鞠了三次躬。后来，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逝世时，他都怀着沉痛的心情，亲自去向遗体告别。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马寅初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喜悦迎接了祖国灿烂的曙光。那些天里，老人非常兴奋，听到外面游行队伍锣鼓喧天，他也要出外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呼吸充满着欢乐的新鲜空气。最后，他坐了一辆小汽车随着游行人群在天安门前转了一圈。 

    马老对于北京大学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他受批判的时候，还想到北大的师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后来在病床上，老人也一直怀念着北京大学，他常对来看他的人说，他要到北大去走一走，看看校园里的湖光塔影，看看旧日的老熟人老同事，特别是想看看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生。 

    《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读者来信雪片似地飞来，多得必须用麻袋来装。

    7月25日，新华社也播发了有关马寅初的消息。

    8月5日，《光明日报》再次刊登读者、人口学家田雪原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同时刊登时为北京市饲料研究所工作人员、后任民建北京市主委朱湘远的文章，文章很短，却用了一个精彩的高度凝练的标题：《错批一个人，误增3个亿》。这一表述后来被人们经常引用。

    1979年9月14日，中央宣布为马寅初平反。两天后的9月16日，《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刊出消息《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马老家宣布了这个消息，马老欣然接受。

    此后不久，光明日报又开始了为经济学家孙冶方平反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