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垣沧桑史

    八国联军最早拆墙

    清代继承明代，一度对京城是保护有加，对破损的城墙、城门曾加以维修和保护。在《清史稿》等历史文献中，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维护有些记录。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曾将永定门、广宁门（广安门）的城楼扩大为三层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财政有了盈余，开始大修内外城垣，一些破损的城墙进行了加固和维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道光元年（1821年）正阳门城楼、安定门城楼遭火灾被毁，清廷工部立即重建。使“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城市格局完整保存下来。

    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时，八国联军轻而易举地攻进北京。联军的暴行罄竹难书，其中就有对北京城垣的破坏行为。

    侵略军首先将永定门的城墙从城门以西拆了一段，并由它们的工兵在缺口处修筑了一条铁路，以便它们可以随意调遣军队。在此之前，北京的正阳、朝阳、崇文三门的箭楼及西北角楼，在庚子年被八国联军大炮轰毁。

    崇文门离东交民巷使馆区近，侵略者为出入方便，1901年将崇文门的瓮城和箭楼拆了，从此北京人再也见不到崇文门了，而且在清末民初的一些老照片中，也看不到崇文门完整的风采。

    从崇文门至前门一段，美国等国借口保卫使馆，在城墙上修工事，设岗哨，架炮台，霸占着不许中国人上去，成了他们的“租界”，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北洋政府为发工资拆城门

    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人们对帝制的印象逐渐淡漠，尤其是回想起庚子年城墙、城门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失望，开始对北京城墙和城门失去尊重。《北京城墙存废大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当时许多人对拆城墙、城门很漠然了。

    《纪要》中记述，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拍卖德胜门木料”，“为修建环城铁路，拆除左安、右安、东便、西便四门瓮城”。据记载，当初拆德胜门门楼是为了给公教人员开工资。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内战不断，财政紧张，经常欠薪，为了应对元月或十二月过年、过春节“开双薪”的旧规，不得不对德胜门门楼的木料开刀。拆门楼木料的钱只是杯水车薪，后来还是拆了皇城城墙及东安门等公用建筑才应付过去。

    城垣全部消失

    1914年，为改善前门一带交通问题，北洋政府下令“拆除正阳门瓮城，其左右各辟二门，改造前门箭楼”。此项工程由德国工程师罗斯凯格尔设计。其中箭楼的改造工程中加了一些欧洲元素，喜仁龙批评改造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城门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也没有受到海外思潮的影响”。

    据《纪要》载，1915年北洋政府推出新政，开始建环城铁路，拆除了德胜、安定、东直、朝阳四门的瓮城；1920年拆除东北角楼；1921年又将德胜门城楼拆除；1926年北洋政府在内城南城墙“打洞”开和平门，次年易名兴华门，又次年复名和平门；1927年拆除宣武、朝阳二门城楼；1933年拆除宣武门瓮城。

    日军侵华期间，日伪政府1939年在长安街东西两端城墙“打洞”，辟长安、启明两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改为复兴门、建国门。日本人开长安、启明两门洞并非是方便北京人交通，而是为长期侵占中国做打算。当时，日本人酝酿在京西五棵松一带，仿东京模式建“新北京”，为东西城的战略交通开了两个大门洞。门洞与后来出现的豁口不同，在城洞上确实也修了一个门楼，规制不大，与东、西便门门楼相似，有模有样的，但无法与巍峨高大的北京城门相比。

    北京的城垣在1969年之后全部消失，崇文门至东便门一段因早已成为残墙断壁，故被“漏网”。上世纪70年代后，在城墙旁加盖了许许多多小房和棚屋，成了“城中村”，不但城墙遗址遭到破坏，这里一度还成为“脏乱差”的典型。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们文物保护意识加强了，许多热心市民站出来呼吁要保护残存的明城墙遗址。在政府、民间人士的号召下，许多人将当年拆走的城砖捐了出来，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很短时间内，人们就捐出了3万块城砖，对修复明城墙遗址公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晚报》3.28 张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