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班：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

    “少年强则国强。”这铿锵有力的呼声响彻了一个多世纪。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一个国家的梦想重新启航。仿佛中华民族科教兴国战略引擎发动时的一声鸣笛，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诞生了。从此，这群少年的理想和命运，牵动着国人无数的目光。

    2017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勉励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

    踩着时代脚印成长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如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面镜子。

    ——编者

    ■于园媛

    1977年冬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五百多万人涌入考场。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正在到来。

    此前不久，另一件后来影响了中国教育几十年的事情也在悄然发生。1977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收到一封举荐信，信的作者是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被举荐人是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大少年班正式创办，21名少年被录取，宁铂便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荒芜了十年的教育亟待恢复，对人才的饥渴弥漫在各行各业。1978年2月7日刊登于《光明日报》的新华社稿《精心发现人才 破格选拔人才》一文中，讲述了中国科大少年班创立的缘由、意义，一言以蔽之，即是“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文章中用刻不容缓的语气说道：“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最重要的是出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出成果。人才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近几年内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文化科学知识重要吗？读书有用吗？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提问仍旧有些小心翼翼。

    而在《精心发现人才 破格选拔人才》这篇新闻中，细细列举了许多在数学、天文学、植物学等科学领域有独特造诣的民间人才，其中特意提到了“一批理解力、记忆力强，好学肯钻，比同龄孩子知识丰富得多的少年”，比如，“江西省赣州市第八中学十四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宁铂，通过自学掌握了丰富的数理化以及医学、天文、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很有培养基础”。

    可以说，是 “宁铂神话”催生了中国科大少年班，也催生了一代人越来越蓬勃的读书热情。

    1978年初，14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对弈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在两场围棋比赛中，宁铂全胜。

    与宁铂一样的“神童”们一个一个被发现，编入中国科大少年班。首届少年班21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谢彦波（11岁）、梁中杰（12岁）、宁铂（13岁——当时宁铂未年满14岁，编者注）和董瑞涛（14岁）在钻研微积分习题的照片、11岁的谢彦波踩着凳子在黑板上演算数学习题的照片等等，纷纷登上各大报纸。

    少年班创办的消息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随着中科大少年班的创办，各地高等院校也掀起了少年班创办热潮。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继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在北大、清华、北师大、吉林大学、西安交大等12所全国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试点。

    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火苗重新燃起，少年大学生如同一批知识荒原上的突击队，一种新颖的教育模式诞生了。

    现在已经是哈佛教授的庄小威在一篇报道中说，自己依然会怀念当时在少年班的生活，“最大好处是很自由，想学什么课就学什么课，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学，这种自由的选课方式养成了我没有太多局限性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的名单中，不难发现一些“闪光”的名字。当年以11岁低龄入校的1978级学生张亚勤，曾是美国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会士，曾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董事长，现任百度公司总裁。1987级学生庄小威在34岁时成为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物理系双聘正教授，也是获得美国“天才奖”的第一位华人女科学家。此外，还有许多毕业生已经获得国际一流大学的终身教职。

    但是，关于少年班的培养方式，40年后，人们开始深度反思。

    2008年，在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少年班30年，成败如何看》中发问：“30年回望，质疑声此起彼伏：少年班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真的符合科学规律？对智商超常少年应该如何教育？我们又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俗称为‘神童’的孩子们？”

    当年的“全民偶像”中，宁铂在2003年出家为僧，谢彦波、干政等一些人也被媒体报道有心理问题，许多少年班毕业生被认为成绩平平、无所建树。人们发出“伤仲永”的感叹，也对少年班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

    宁铂后来在媒体采访中曾说，如果能够重来，绝对不会选择少年班。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宁铂的同学秦禄昌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回顾来路，在当时科技兴国、人才兴国的迫切愿望下，少年班的“神童”们被赋予了许多不能承受的重担。例如，后来媒体报道中指出，宁铂当时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他曾请求按照本人兴趣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也没有被允许。此外，由于年龄小，自理能力相对较差，并且过早、过量曝光于媒体之下，宁铂、谢彦波等一些人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发生偏差，与人相处能力较差，导致后来进入社会中遇到重重阻碍。

    在200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记者李陈续采写的《科大少年班探秘》一文中，时任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谈论少年班的成败为时尚早。“少年班的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是全国首创，直至今天也是办得最好的。它探索出一个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朱清时说，“少年班无论是招生模式、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宽口径通才培养模式先在科大推广，后为全国重点高校效仿。在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元培班等身上都能找到少年班办学模式的影子。”

    李陈续在报道中采访一位少年班老校友，得到的看法是，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标准，拿社会上和企业里的地位来说，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算是成功者，那么这个班级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时的标准，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那么这个班就不能说成功了，这些人里继续从事科学的人不是很多，不少人都放弃了原来的专业。

    40年光阴飞逝，少年班作为新中国教育探索的一个缩影，每在节点时刻都会成为盘点对象，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些少年们的命运，也成为众人或钦慕、或唏嘘的话题。新京报公号在近期发布的《中科大“少年班”40年，那些神童后来都怎么样了？》一文中，以新的时代视角，道出了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少年班的宿命之源：“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40年之后，轰动一时的少年班仅剩下中国科大、西安交大、东南大学三所仍在招生。无论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锋”，还是被反思“拔苗助长”“跨越式发展”，少年班都因为试验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可能性而被记入史册。在那个知识饥荒的年代，被时代挑选出的少年，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时代命题交织缠绕，时代的重任成就了一些人，也可能压垮了一些人。不管成功与失败，他们见证了中国教育从整体匮乏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为新中国的教育提供了一面镜子。随着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普及教育，大学生不再是稀有罕见的“天之骄子”，神童崇拜也逐渐回归理性。今天，教育专家依然在探讨关于早慧儿童的超常教育问题，不过关注的更多是孩子的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正在热映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中有一点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我们国家很多高精尖科研领域的团队平均年龄都是30多岁，青年人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科教兴国，这个几代人胼手胝足为之耕耘的目标，终于结出累累硕果。当国家越来越强盛，社会越来越发达，个人理想乘着国家梦想的翅膀腾飞，重读40年前的报道，我们还是十分感念那个播种梦想的时代。在改革的春天中，少年班如同一股劲风，吹来书声琅琅，也吹开了一个读书改变命运、蓬勃向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