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秘闻”

    郑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建树颇多。他早年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后护持学生南下，成为西南联大的史学系教授。1940年，郑天挺受邀出任联大总务长，参与学校管理。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此期间的生活、工作状况。作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郑天挺现存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细节，其中既有相关回忆中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涉及校际矛盾、学校管理，乃至教授丑闻，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

    出掌总务

    西南联大建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依旧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整体校务，则由常务委员会（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及其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辞去总务长职务，并推荐郑天挺继任。次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

    郑天挺长期任北大秘书长，具有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他在日记中早有“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话，不想再在事务性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上门敦请，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字条。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仁开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即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不能太拂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天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郑天挺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

    对于郑天挺的工作，任继愈曾有回忆，“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

    人事纠纷

    1940年7月，联大会计主任和事务主任交恶，郑天挺勉励他们“勿因私忿误公务”；到了8月，联大事务组和会计师又发生摩擦，郑天挺只好“约事务、出纳、会计各主任谈话，并为诸人调停。”同月，傅斯年和姚从吾发生纠纷，坚决要辞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职务。郑天挺想当面调解，就派车到乡下，接傅入城。谁知傅斯年来了后，又大发雷霆。郑天挺在日记里无奈地写下原因，“以余之接其来而无重大之事也，以为骗之”。好在最后说服傅斯年没有辞职。

    涉及薪资的问题更难处理。有几个联大职员看到文书组（总务处下属部门）主任朱汇臣拿到教授奖助金，就给学校写信，要求同等待遇。朱汇臣认为这些人有意针对他，愤而辞职。郑天挺出面无效，在日记中慨叹，“奖助金之发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请。则汇臣自不负责，其欠缺处，在请审议资格时，与现任教授同呈并列耳。”

    朱汇臣走后，梅贻琦、郑天挺几次请联大秘书章廷谦继任，都被回绝。章廷谦向陈雪屏抱怨时道出原因：“学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类侮辱”，“从前今甫（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尚不能以属下示我，现在何能听命于总务处。”章廷谦战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愿被人看作职员。郑天挺急忙向章廷谦申明：“个人已代为尽最大之努力”，“绝无视之为属下之意”。

    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是郑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学年的上学期开四小时课，下学期不开课，仅指导研究论文。闻一多听说后，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后：“我亦不开课，或仅教大一。”郑天挺日记中说，“国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传于外，亦将贻人口实。”老教授们个个“偷懒”，真让郑天挺为难了。

    关心国事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还能看到学者们对时局的广泛关注。如对战争走向，1940年5月，郑天挺“与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欧战甚激，荷兰已降，比军亦败，于是知我国抗战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当世”。1941年2月，郑天挺“以日人不南进为忧。盖深恐日不南进，不与英、美冲突，一旦德、义失败，单独议和，将置我国不顾也”，害怕欧洲战事一旦结束，英、美会放任日本侵华。幸运的是，日本空袭珍珠港，将美国拉入了战争。

    1942年4月，郑天挺还和文学院院长潘家洵打赌，很乐观地预测，战争至第二年夏天就能胜利。郑天挺写下一个字据：“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郑天挺当时还说：“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过了两天，美军轰炸东京等地的新闻传来，同在历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对郑天挺说：“如此则君昨日之预言或可验矣。”出乎郑天挺的预料，后来战争又持续了三年多才结束。

    (《新京报》3.31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