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

    人类交往的历史就是文明和进步的历史，它展现为原始群的扩大、部落的形成、图腾的综合，以及区域性发展、世界整体性发展。历史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当代，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由于交往打破了区域性的限制，世界绝大多数民族都卷入世界交往的序列中。这一变化具有历史意义，它使一些落后民族能够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之中。

    交往之所以能使一些民族实现“跳跃式”发展，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这就是，在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是用自己的最新成果，用自己富余的东西或优势部分去交换自己不足的、短缺的东西，这就等于自己增长了一种新的东西，获得一种发展的“爆发力”。这样，进入交往之中的民族、国家就可以与全人类共享最新成果，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重复劳动的时间耗费以及失败的消极后果，从而以人类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其发展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东西，实现“跳跃式”的发展。

    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无论是先行者英国，还是后来居上者美国，抑或是“后现代”的日本，都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现代化的。后来者总是以先行者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跳板，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环顾全球，当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国际交往就越广泛，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就越下功夫，从中得到的效益也就越显著。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和引人深思的历史事实。

    闭关自守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特定的地理环境并非注定要使中国形成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封闭的、超稳态的社会类型。同欧洲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汉唐，其繁荣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有一定的开放性——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美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开阔了汉族人民的地理视野，张骞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郑和七次下“西洋”，打开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的航路，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唐太宗就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外族，他独不取这种偏见。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

    然而，从明朝中叶，至迟从清王朝开始到鸦片战争之前，形成200-300年的闭关自守。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到了明朝中叶，衰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发展开始后劲不足，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体系，从外面汲取丰富的养料。在西方资本主义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中国仍躺在古代文明的“安乐椅”上原地不动，结果，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邓小平）

    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如果继续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那么，前途只能有一个，即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

    落后总是与封闭相伴。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落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这就是，处于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它往往重复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事情，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表面看来在前进，实际仍是历史的落伍者。中国要得到发展，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向开放的世界。

    （《理性与激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杨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