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位年轻人在复旦读古典文学的博士,她的导师已经70多岁。老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周见一次面,汇报上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下周准备读什么,督促得紧。博士生说她和同门师兄妹最怕的就是见导师,每次见导师前,有的会习惯性地肚子疼。
他们那几个学生,每天都会乖乖地早起,然后早早地坐到图书馆看书。这是因为她们的导师起的也很早,图书馆开门后,他就进去逛一圈儿,看到他的徒弟们都在,就满意地回家;如果有谁没在那里,他就会亲自去宿舍敲门,直到把羞愧的大懒虫叫到图书馆为止。像这样负责任的博导还真是少见。一般的导师大多洒脱自由,学生们自然也乐得潇洒,过得滋润。只是这样一来,三年以后的论文是个什么样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复旦的这位博士生,在平日里也不乏对严厉导师的抱怨,可是在成果频出且顺利毕业的时候,她对导师却是万分地感激。
大学里的导师和研究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情同父子母女的要求有些伪善,亦师亦友尚能勉强。我倒是很赞同一位法学教授的看法,她说导师和学生就是“一篇论文的关系”。这话听起来似乎薄情,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生批量生产的时代,做导师的若能督促学生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些书,不必复制粘贴就能写一篇有自己观点、能被本专业领域专家认可的论文,顺利地毕业,又能被用人单位痛快地接收,就已经是尽了导师的本分,能做到这点,就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社会的负责。
(《北京青年报》3.24 马建红)